（二）几乎所有的日本进步教师在向学生进行和平教育的时候，都会举出以日本记者本多胜一的著作《中国之旅》为代表的著作作为介绍日军侵略罪行的补充教材。本多的书是1981年起发行的，已经再版20多次。虽然只是十数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是其社会影响之大，远远超过许多皇皇巨著。直到今天，许多日本人关于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的认识，还是来自这本书。其实，书中涉及到的抚顺的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等内容，中国学者早已进行了研究，而且战后中国学者的研究涉及范围更宽、更广。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如果没有本多胜一的介绍，恐怕绝大多数日本人至今仍不会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这还不仅是语言文字不通的问题。读过本多的书的人都明白，作者并非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直接拿来进行简单的翻译，而是站在研究者的角度对历史事实亲自进行调查、思考和认识，作者与中国被害人之间感情的直接交流和细腻的笔触是使日本人受到触动的重要原因。这一情况告诉我们，为了给教科书提供补充资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实证性研究是多么必要。
    （三）在日本，普通市民对于战争的认识更多的是偏重于战争的受害。许多人对于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东京等城市受到的空袭以及冲绳作战等日本平民受害的历史情形耳熟能详，但是对于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的行为则知之甚少，战后出生根本没有战争经历的一代人更是一无所知。对于他们的绝大多数来说，是从日本人的战争被害的角度理解战争的残暴性的，而没有能够从战争“加害”的角度认识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这是战后50多年来日本和平教育视野狭隘的偏向。偏重于被害意识的和平教育固然也能强化普通日本人的反对核武器和反对战争的意识，而且也使许多人不再接受狂热鼓吹战争的“皇国史观”或“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但是视野的狭隘则影响对鼓吹“爱国”的“自由主义史观”的识别能力。所以，在教科书中准确科学地介绍日本的战争“加害”是战争历史教育的关键，而在教科书中正确地分析“爱国”与“自虐”的关系，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更是日本历史教科书必须解决的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从事这一历史问题研究的中国学者，也应当对此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