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在成立后在日本各地建立分会（支部），成员已经近1万人。每年都组织各种宣传活动，1997 年举行的大型活动83次，1998年173次，1999年246次，而今年到9月已经举行了139次。这个组织的骨干成员近年来出版了大量的书籍，猛烈攻击现行的教科书，这些书籍大多摆放在各书店的醒目的地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97年3月到2000年6月，专门攻击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专著89种，其中有许多种是以多卷本的形式出现，如“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发行的“向孩子们讲述历史”就是多达90卷的大部头。（注：〔日〕俵义文：《教科书攻击の深层》，学习の友社，1997年。）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小林义则的以漫画形式出版的《战争论》和西尾干二编写的从根本上推翻日本近代历史体系的《国民的历史》。前者把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描写为日本年轻一代为祖国献身的过程，竭力鼓吹日本军人的“公”的精神；而后者则在强调日本精神的同时，故意抹煞日本历史上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的事实，系统地把日本的历史篡改为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独立发展起来的“国民的历史”。这些书籍在出版前后，“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发行运动，以至发行量都在50-70万册以上。这个组织还把藤冈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印成小册子，向各国大使馆赠送，把代表其观点的书籍广为散发到日本各地教育委员会委员的手中，向其施加影响。这一组织要求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委员会删除1989年制定的“在涉及到与近邻的亚洲各国相关的历史事实的时候，需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考虑”的原则，公然与亚洲各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的历史认识相对抗。（注：“子どもと教科书全国ネツト”事务局长俵义文提供的资料：《教科书攻击派の最近の动向》之一、之二。）
    不难看出，日本社会的上述背景是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送审本出现的直接原因。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史观”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思潮，正如有人指出的，它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运动，并且不是少数派的运动，在日本社会获得了相对广泛的支持。
    支持“自由主义史观”运动的有自民党的保守派议员，他们在国会中成立了“教科书问题专门委员会”。原法务省大臣永野茂门、原环境厅长官奥野诚亮等相继发表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讲话，声称在教科书中记载“从军慰安妇”问题就是“自虐”，而现任文部省大臣町村在回答质询的时候表示：“教科书审定制度要保证把‘自虐’性质的记述改正过来。”（注：“子どもと教科书全国ネツト”事务局长俵义文提供的资料：《教科书攻击派の最近の动向》之一、之二。）
    支持“自由主义史观”运动的还有许多右派团体，他们成立了“改善教科书联络协议会”、“历史教育讨论会”、“促使教科书正常化”等组织，表示与“新历史教科书编写会”携手努力，以日本全国 14000人的教育委员为对象进行积极的活动，敦促他们承认教科书的篡改。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右派组织几乎都在本团体的行动方针中加入了针对教科书的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会在1999年通过了长期议而未决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的相关法案，解决了战后曾经遭到强烈反抗而未获统一认识的国旗国歌问题，据说讨论修改和平宪法的问题也有可能提上日程。还有甚者，在任的首相竟然冒出了“日本是‘神’的国家”的发言。而关于历史教科书，1998年当时的文部省大臣町村信孝曾经表示过现行的历史教科书缺乏整体的平衡，否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历史的地方太多，要求在今后的审定中注意平衡。（注：“子どもと教科书全国ネツト”事务局长俵义文提供的资料：《教科书攻击派の最近の动向》之一、之二。）结合这一系列政治倾向的变化，不能不使我们更加关注历史教科书的问题。
    四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思考
    2002年版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送审本所反映的问题的确是值得注意的，作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被害国的国民和学者，对于日本社会出现的这一问题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分析这一变化所产生的政治背景和倾向当然也很重要，可以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实质有更清醒的了解。但是，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发生仅仅表示义愤还是很不够的，我们的思考似乎还需要更进一步，需要综观日本战后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发生的历史思考更为深层的问题，特别是如何与日本国内的学者就战争责任的问题进行交流和如何向日本的年轻一代进行战争历史的教育，如何使其认识侵略战争责任的问题。
    （一）日本的进步学者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和战后的历史责任是有一定觉悟和认识的，正因为如此，战后50多年来日本的右倾保守势力才对包括1997年版在内的历史教科书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和篡改。这固然证明了在日本围绕战争问题进行正确历史教育的难度，但是也让我们更加钦佩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正确历史教育的日本的学者们。中国的学者当然希望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能够更加科学准确，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日本的年轻一代，而这有待日本学者的努力，“越俎代疱”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学者可以用自己的科学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侵略战争罪行的深刻揭露，为日本学者提供重要的资料。
    在日本，许多努力从事和平教育的历史教师普遍认为日本教科书忽视近现代历史特别是侵略战争历史的教育，即使有所介绍，内容也相当简略，资料也极其缺乏。为补充教科书的缺陷，他们希望从中国以及亚洲被侵略国家的教科书或有关历史著作中吸取营养。1998年，我曾经参加过日本和平教育组织的全国会议，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日本教师在那个会议上交流如何让学生理解战争的侵略性质和自己的战争责任的经验，展示自己编写和制作的教材，其中许多人向我提出希望向他们提供更多的形象典型的资料的要求。当时我想，如果中国学者关于侵略战争罪行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广为发行，日本的和平教育会进行得更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