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为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曾举行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规模之大，为世界历史之所仅见。其间，有不少农民起义领袖，先后在一定时间内，曾在局部地区建立过政权。这种政权属什么性质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历史上凡农民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孙祚民：《在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运用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载《人民日报》1964年2月7日）。笔者以为，此说，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都难以自圆其说。
    一
    持农民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第一个理由是：“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产生与旧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权相对立的‘农民政权’。”（孙祚民：《中国农民战争问题论丛》，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84--85页。以下简称《论丛》）此论是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式绝对化了，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
    其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从所有制来说，并非是单一的。它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经济之外，还存在着个体的私有经济，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当时除封建所有制外，还存在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本身劳动为基础的个体所有制，他们占有生产工具和自己私有经济。”（《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47页）
    其二，个体所有制与封建地主所有制是有本质区别的。诚然个体所有制，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或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他自然是属于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0页）生产资料的这种所有制关系，决定了个体经济是一种小私有性质的经济，它与封建地主经济固然同属于私有制经济的范畴。但是，不同的是：个体经济是以个人（或家属）劳动为基础，生产资料为劳动者私有，并与劳动者直接结合，不存在剥削别人的问题。而封建地主经济，则是以剥削佃农为基础，生产资料为封建地主所有，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是封建地主剥削佃农榨取地租的手段。可见，在有无剥削这一点上，封建地主经济与个体经济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不能不加区别地把二者混为一谈。
    其三，个体经济在封建社会虽附属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并受其影响和制约，但它并不因此就属于封建经济的性质。众所周知，个体经济，在中国并不是始于封建社会，它早在奴隶社会就已经出现了，以后历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直至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依然存在。如果以被依附经济的准则来定性的话，那岂不是个体经济，在奴隶社会就属于奴隶制经济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了。显然，这种看法，不言而喻是错误的。
    实际上，在封建制度下，与封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个体经济的存在，则是历史事实。这种个体所有制经济，在封建社会里主要就是自耕农经济，此乃是农民起义军建立“农民政权”的经济基础。只是由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具有小农经济的一些特点，如分散性和不稳定性，时刻处于分化之中。这就决定了“农民政权”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而只能在局部地区建立；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政权，而只能建立暂时性的政权。又由于自耕农经济并不是独立的经济，它不能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里，它只能依附于封建地主经济。这就决定了“农民政权”如继续存在下去的话，最终必然要向封建政权转化，而不能也不可能超越这一历史范畴。这与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经点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的原理是相吻合的。
    然而《论丛》的作者，在一面强调“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才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论丛》第84页）的同时，一面又否认农民起义军有建立暂时的局部地区的“农民政权”的经济基础。其所以会如此，就在于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看得过于绝对化了。殊不知世界上绝对纯的东西是不存在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是不符合辩证规律的。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地主经济固然占统治地位，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并非就是唯一的经济，除此之外，尚存在着自耕农经济。同样，自耕农经济与封建经济，固然同属于私有制的范畴，但是自耕农经济并不等于就是封建经济，在有无剥削这一点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正因如此，所以在封建社会里，能够产生与封建政权暂时相对立的“农民政权”，其经济原因即在此。否认这一点，以“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不可能产生与旧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封建政权相对立的‘农民政权’”的论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