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持农民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性的”第二个理由是：“在反抗旧王朝的斗争过程中，由农民起义军所建立的短期性政权，‘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专制的。它与旧政权之间，只存在着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就其性质而言，“只能是封建性质的政权”（《论丛》，第15、26页）。这一结论，主要是通过对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的分析得出来的。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大顺政权的性质，该属农民政权，还是封建政权。
    判断一个政权属何性质的标准有二；一是，看政权构成的形式，即采取何种形式去组织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二是，看政权实施的内容，即掌握政权的阶级采取何种政策去维护自身的利益。
    先从大顺政权构成的形式来看。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对各级行政机构和职官名称，多有所更改，如改内阁为天佑殿，六部为六政府，巡抚为节度使，兵备道为防御使，知府为尹，知州为牧，知县为令，五军府为五军部等等。但并没有突破以往的称谓，不是因袭明代，就是模仿唐制。即便李自成自己，最后即位依然是称皇帝。其委任的官员不论是中央的或地方的，大部分不是明之降官，就是明之诸生。从表面上看，好象大顺政权与封建政权一样，实则不然。
    其一，决定政权的性质，主要不是称号，而是其实施的政策。因称号只是一种形式，旧的形式，不见得就不能有新的内容。就以皇帝这一封建时代的称号而言，直至当今还被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所袭用，如“天皇”、“女皇”等等，我们总不能因此说这些国家仍是封建性的国家。李自成称皇帝固然是一种局限，但称大顺永昌皇帝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其实施的政策与封建皇帝则是大不相同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其二，任用明朝的降官与诸生，既有客观原因，又有其原则与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自用一番人”。大顺政权任用明之降官与诸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不论是担任中央的或地方的官员，总得有些文化，没有文化是无法胜任工作的。在马上打天下，总不能在马上治天下。在当时谁有文化呢？“中国历史上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这就决定了大顺政权任用各级官员的任务，不能不落到明朝的降官和诸生身上。
    客观条件是如此，大顺政权还是有自己的一套用人的原则与要求：一是，对三品以上的明降官，一概不用。四品以下按其罪恶大小，经过甄别，“量才擢用”。而不是不分优劣好坏，全部留用。二是，通过开科取士，选拨各州县的生员，“大者一等十名，准与六政府府属；二等十名，准与州县；三等十名，准在左贰。县小者一等五名有差，二三等准此。”（《甲申传信录·李闯始末》）考试，废除八股文，改为散文。试题，紧密联系实际，如“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天与之，人归之”。答卷，不仅看文章写得好坏，更重要的是看对大顺政权和农民群众的态度。三是，告诫被任用的明朝降官，严禁贪污，“不要如前朝要钱，我主立法森严，贪官污吏，便要枭首”（陈济生：《再生纪略》）。对受外职的降官四百余人，规定一律不准先带家眷，“俟到任一二年做得官好，来迎未晚”。（《甲申传信录·闯设伪官》）因而，连明朝官员都不得不承认，大顺“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甲申传信录·赤眉寇略》）
    其三，除实行“右武”之制外，每有谋画，必由起义军领袖共议之。大顺政权虽任用了不少明之降官与诸生，但实行的是“右武”制度。早在建立襄京政权时，就“设立伪官右武”（彭孙贻：《平寇志》卷6）。进入北京后， 即“令大将军得节制文官”（戴笠、吴芟：《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即不论那级文官都要听从大将军刘宗敏的节制，使其在农民军的监督下，执行大顺政权制订的各项政策。而政策的制订，亦不是李自成一人说了算。“（自成）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计六奇：《明季北略·二十八日丙辰》）。在议事时，他们“杂坐称尔我”，没有高低之分，刘宗敏更是“尝兄自成，自成无如之何”（谈迁：《国榷》卷101）。这便说明了，在大顺政权内部，不仅尚未形成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且领导权始终掌握在以李自成、刘宗敏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手里，它并不因任用了众多的明之降官与诸生而有所改变。可见，大顺政权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是能够起到保护自己政权机关的作用的，它与封建政权的组织形式相比，还是大不相同的。
    再从大顺政权采取的政策看，任何建立政权的阶级其采取的政策，无不为了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由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建立的大顺职权，当然亦是如此。这只要对大顺政权所施行的各项政策，择其要者稍加分析，就可以得到证实。
    其一，“除暴恤民”，“不杀平民唯杀官”。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其目的就是要推翻剥削压迫农民的腐朽的朱明王朝。建立一个既没有剥削又没有压迫的“贫汉大小都欢悦”的理想社会，其为百姓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只为这须百姓，故起义兵”（顾炎武：《明季实录》）。“吾专为百姓，故起义兵”（《国榷》卷100）。正因如此，这才采取了“除暴恤民”， “不杀平民唯杀官”（《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3）的政策。对于劳动人民，“一民不杀”，并将官府、富家的钱粮，“分赈穷民”。对于平时为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明宗室、勋戚、宦官、贪吏以及豪绅，则严加打击。史载，明之宗室，被歼者“十之九焉”，几乎“屠戮几尽”（温睿临：《南疆逸史·宗藩》）。侥幸漏网者，不是“变姓易名，争相逃匿”（乾隆《忻州志·古迹》）。就是“学道修行，种田度日”（《档案馆存顺治题本·叛逆》第118号）。勋戚，在农民起义军进京后，一次就处死了七十六人。宦官，被李自成全部赶出都门，谓之“打老公”（《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豪绅，则“索其积而杀之”（《平寇志》卷6），“凡有身之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骚然不得安生”（《豫变纪略》卷6）。当时出现的“衣寇之祸深， 而豪民（指翻身的农民）之气横”，封建的“纲常法纪，扫地无余”（乾隆《长治县志·风俗》）的局面，不正是大顺政权实施了反封建之道而行之的这一政策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