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免粮”与“追赃助饷”。“免粮”这一口号是李自成针对明末无止境的租税、加派，搞得民无以为生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旨在反对明王朝横征暴敛的封建剥削，以救民于水火。但是赋税“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7页），任何政权不征收赋税都是无法维持下去的，大顺政权自然也不能例外。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既解决粮饷问题，而又不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呢？为此，李自成采取了与地主政权完全不同的政策：一方面，对农民群众，根据不同情况，实行暂不交税或减轻赋税的“免粮”政策。即“一年不征”，“三年不征”，“五年不征”和“一应钱粮，比原额止征一半”。另一方面，对封建官吏、贵族豪绅以及富商大贾，则实行“追赃助饷”政策。即责令他们交纳饷银，以解决农民军的粮饷供应。此项政策，始于西京政权建立之时。史载：1643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西安颁布了“掠金令”，明确规定明朝官吏的征饷数额：“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6）又据《甲申传信录》载：“闯收关中，请乡绅输助，多三、四十两，或三、五两”。以后，随着大顺地方政权在黄河流域普遍建立，“追赃助饷”便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推行各地。进京后，还专门设立“比饷镇抚司”，由刘宗敏、李过主其事，对明朝官吏，按官职的高低输银助饷：“阁臣十万，京堂缇师七万，科道铨五万或三万，词林三万或一万，各部曹以下亦千计，勋戚无额”（《国榷》卷100）。对那些隐瞒财物，不老实交纳的，除“即严栲勒”外，还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使“朝官自匿者，为班役所告，皆不得免”。（《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7）一共追得赃银达七千万两（《国榷》卷101）。同时，大顺政权派往各地的地方官， 亦同样雷厉风行地贯彻这一政策。他们到任后，无不“首称助饷”，（《明季北略·二十五癸丑拷夹百官》），甚至“下车即追比助饷”，致使“有身之家，莫不破碎”（郑廉：《豫变纪略》卷6）。
    明代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说：“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矣，至于刑拷追资，予未之闻也”。此话不假。除了农民政权敢于这样做之外，又有哪个封建政权有如此者呢？
    其三，“贵贱均田”，还田于民。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明末，由于地主阶级疯狂地兼并土地，造成“富者动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第972页），使劳动农民所遭受的剥削越来越重。存在决定意识。李自成提出的“贵贱均田之制”（查继佐：《罪惟录》卷17）的主张，就是鉴于当时土地的高度集中，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获得土地的愿望。
    关于这个问题，尽管史书记载过于简单，但也不是一句空话。为解决土地不均，农民军采取了如下一些做法：
    一是，剥夺明宗室和地主的土地，由农民军直接占有。如1643年（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的部将刘希尧、贺锦，“将南阳迤以南并西北楼寨庄田，俱已占完者”（李永茂：《枢坦初刻·襄阳再陷疏》）。继之，李自成在据有江汉后，“占民业而树伪官”，“占襄阳土地耕种”（同上）。以后，李自成起义军又将陕西平凉韩府宗室的土地、家仆，“抢掠无遗”（《档案馆存顺治朝题本·叛逆类》118号）；将山西大同代宗的房屋、土地，全部没收，而“无一不为贼据”（同上，55号）。再如，1644年进京后，又将崇祯皇帝的老丈人周奎的“府第库藏、什物田产，俱没入”（《明季北略·幸免诸臣·周奎》）。
    二是，招抚流亡，募民垦田。此一做法，早在1641年（崇祯十四年）便施行。史载：当李自成占有河南四十余州县后，即“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张岱：《石匮书后集·盗贱列传》）。
    三是，张榜宣布，支持农民夺回被地主霸占去的土地。1644年（崇祯十七年），如山东诸城的大顺地方政权，“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能久远，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致使一邑纷如沸釜，大家（指官绅地主）茫无恒业”。（丁耀亢：《出劫纪略·保全残业示后人存记》）再如山东日照县，大顺地方政权，将逃亡的官僚地主厉宁在日照和诸诚的四千余亩土地，“悉为二县民人瓜占”（顺治二年《厉宁奏本》，原件藏第一档案馆）。
    上述做法，虽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在“贵贱均田之制”的号召下，？{借着农民政权的威力，猛烈地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改变为农民军或个体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当时失去土地的农民又重新获得土地，不正是在大顺政权坚持打击封建势力，维护农民利益的立场，才实现的吗？
    如上所述，大顺政权采取的上述政策，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大顺政权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政权。若把这样的政权，依然说成是与封建政权，“只存在着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历史上，又有哪个封建政权，为了“恤民”，而实施“不杀平民唯杀官”的政策，把斗争的矛盾直接指向封建统治阶级的？又有哪个封建政权，为了解决粮饷问题，而实施“追赃助饷”之策，强令贵族豪绅交出其“非盗上则剥下”（《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的不义之积，以此来减轻农民负担的？又有哪个封建政权，为了让农民得到土地，而实施的“均田”政策，公开张贴告示，宣布“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大力支持农民群众夺回被地主阶级霸占去的土地的？没有，一个也没有。这是由于，“任何国家都意味着使用暴力，而全部区别就在于：这种暴力是用来反对被剥削者还是反对剥削者。”（《列宁全集》第32卷，第409页）既然大顺政权用暴力“反对剥削者”，那理所当然是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政权，而绝不是什么“封建性的封建政权”。不然的话，难道世界上还有专门打击地主阶级，以维护农民阶级利益的那种所谓的“封建政权”不成？若有，岂不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