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民阶级并非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阶级基础
    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是什么？有的学者认为是地主阶级。但也有学者认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而农民阶级则是其主要基础。笔者以为，前者所论应可成立，但稍嫌笼统。
    封建专制主义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它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其中当然也包括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经济基础。
    但若说到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阶级基础，那就只能说是封建地主阶级，而不应把农民阶级包括进去。一个政权的阶级基础，与一个政权的性质应有直接关系。封建政权代表并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反过来，地主阶级也大力维护并支持封建政权。农民阶级与封建政权之间就没有这层关系。
    论者或曰：由于农民比地主承担了更多的封建国家义务，所以历代封建统治者又同时“站在保护农民利益的立场，反对和制止地主对农民的兼并和掠夺”。封建政权“经常过分地干预”地主兼并和掠夺农民的土地，“说明他们在根本的利害上有矛盾”。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汉唐间有些封建政权（而不是所有的封建政权）确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来抑制土地兼并。但其目标都只是以抑制兼并为限。我们知道，我国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主要采取土地买卖形式，地主掠夺农民，主要是通过收取地租。对于后者，汉唐间没有哪一个政权反对和制止过。对于前者，除王莽一度严禁外，其他政权最多只是予以限制。限制的效果又极其有限。即以北朝隋唐均田制为例，它也只是限制而不是禁止土地买卖（北魏规定桑田“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唐朝规定“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实际执行时，却常常是“露田虽复不听卖买，卖买亦无重责”，甚至连主持均田事务的“三正”也常常货卖浮逃户之“口田”，以供租课”①。自宋朝“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后，甚至连限制土地兼并的口号都不提了。所谓封建政权“经常过分地干预”地主兼并云云，更是无从谈起。
    论者或从农民是封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这点出发，认定农民阶级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主要基础。其实，我国征收赋税的办法，前后有很大变化。唐建中以前，大体上是按人头或按丁、按户计征。唐建中以后，征税“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唐人陆贽语）。至宋代，赋税主要由主户承担，而约占总人口半数的客户，基本上不负担赋税。似此情况，可否说，此时之农民阶级，一半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础，一半不是？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都要纳税。可否说，资产阶级也是西欧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每个公民都要纳税，可否说每个公民，亦即全民，都是它的基础？我以为不可。
    三、对加强皇权与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评价问题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中国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其间也有过分裂时期，但统一是主流。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长期走在世界最前列，国家的统一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历代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虽然有利有弊，但大多有益于国家的统一。因此，通常都应予以适当肯定。
    中国的中央集权与大一统自秦始皇始，皇权的凌驾一切，也是自此始。
    由于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国家的代表，所以，加强皇权，有时也就直接意味着加强中央集权。但加强皇权与加强中央集权毕竟不是同一的概念。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如废分封，实行郡县制，郡县长官及其僚佐由中央任免；执行全国通行的法制、税制等等，都属于中央集权范围。加强皇权则属于中央各机构权力的分割问题，其趋势是通过中央分权（只分中央各机构之权，而不分皇帝之权），削弱相权，以加强皇权。秦汉以后，中央决策机构的演变，从丞相制到三公为宰相，到三省长官为宰相，一直发展到明朝的内阁制、清朝设南书房，军机处等，大体上都是为了加强皇权，而与中央集权抑或地方分权问题无涉。军事指挥系统的演变，也大都如此。
    西欧封建社会，王权衰微，国家不统一。“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象王权倾向它们一样”。②
    中国的情况则相反，从秦始皇起，“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③，皇权已经够大的了！从皇室的利益考虑，皇权似乎还不够大，还要继续加强。事实上，也是不断地予以加强（加强的结果，有时也走向反面，出现宦官、外戚、权臣的专权，但他们的专权又无不以皇权为掩护），但从国计民生计，继续加强皇权，实乃利少弊多，值得肯定处甚少。过去许多学者，常将加强皇权与加强中央集权混为一谈，将许多意在加强皇权的措施说成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予以肯定，实属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