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1740-1816年）是生活在乾嘉时期的一位出色的辨伪学家。他号东壁，直隶（今河北省）大名府魏县人。他的名著《考信录》成书于1783年，但生前有许多著作未得刊行。入民国以后，经顾颉刚先生大力搜求，并亲加标点，于1936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了《崔东壁遗书》，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重印，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内容详备的崔氏遗著。我国历史悠久，典籍记载绵延几千年。在长期流传中，有传说或神话与真实记载相混杂，甚至有人故意伪造历史以骗人。因此历史学家要从中去伪存真，便成为一项首要的工作。汉代以下，王充、刘知几、欧阳修、郑樵、胡应麟、姚际恒、阎若璩等，都曾对古书中的一些记载作过辨伪，但从未有人把自上古至秦统一以前的古史作一番系统的清理。崔述就是进行这一意义巨大的工作的第一人，因而被人称为科学的古史家。他的辨伪工作直接为顾颉刚先生所继承，发展成为在近代很有影响的古史辨派，由此可见崔述在近代史学史上实在占有特殊的地位。
    一、崔述的辨伪方法与贡献
    1.崔述辨伪的原则是“无证不信”，往往从日常生活上，以小见大。他有这样的话：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于十分，月食有至十余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
    凡事有可疑者，决不轻信，一定要寻根究底，非得水落石出不可；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谚语所说的“打破沙锅纹（与“问”同音）到底”的精神。崔述的为人，做学问，作官、听讼都具有这种精神。这也就是所谓“无征不信”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产生名著《考信录》。
    崔述是如何用这种精神来对待古史的呢？且看他说：
    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贤按：指大小戴《礼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巵言，真伪相淆。继是后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贤按：即刘恕的《通鉴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贤按：明许诰撰）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
    由此可见，崔述对于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特别是汉人的著作，都采取不信任态度，而他认为“凡其说出于战国以后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为汉人之事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他特别反对汉代的纬书，他说：
    汉自成、哀以后，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如龙负《河图》、龟具《洛书》，出于《春秋纬》。黄帝作“咸池”，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帝尧作《大章》，出于《乐纬》。诸如此类，盖不可以悉数。……嗟夫，谶纬之学，学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谶纬之书之言，则学者皆遵守而莫敢有异议，此何故哉？此何故哉？
    总之，崔述对于战国以后，尤其是汉人的记载决不轻信，非经过考证，追溯具本源，然后才入录，所谓考而后信。对于神话、传说无根之谈一律加以排斥，这种极端严肃认真的态度对所有学习历史的人都是最好的楷模。
    2.崔述不仅对于百家之言、纬书，杂史决不轻信，对于六经儒家之书亦然。他说：
    经传之文亦往往有言过其实者。《武成》之“血流漂杵”，《云汉》之“周余黎民，靡有孑遗”，孟子国尝言之。至《閟宫》之“荆舒是惩，莫我敢承”，不情之誉，更无论矣……
    传虽美，不可合于经；记虽美，不可齐于经，纯杂之辨然也。……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可诬圣人之言（贤按：崔述否认周公有践阼称王之事，《明堂位》有“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等语，故曰“诬圣人之言”），而后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贤按：今之《周礼》原名《周官》，非伪古文《尚书》中之《周官》）一书尤为杂驳，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后，记所传闻而傅以已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贤按：指《仪礼》）号为三礼……尤可异者，孔氏颖达作正义，竟以《戴记》备五经之数，而先儒之礼经反不得与焉。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于斯极矣。
    崔氏不仅不信一般传记，对十三经亦有深致不满处。对于他所尊崇的朱子亦有微词。可见其读书十分认真，毫不迁就，虽所言未必皆合于事实，其坚持真理的精神，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