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由于时代的局限等原因，崔述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看法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商周的关系周初比较可信的历史，如《诗·大雅》诸诗所述，可以说始自公刘，公亶父（贤按：即太王，因《绵》之诗有“古公亶父”句，《周本纪》遂误称古公，崔述说“古犹昔也”，“古公亶父”犹言“昔公亶父”，“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崔说是正确的。）。公刘为不窋之孙，当在商代；公亶父是文王之祖当在商末。亶父始自邠迁岐，居于周原，当时族众人少势弱，当然不能与商争衡。《诗·閟宫》有太王“实始翦商”句，崔述驳之是对的。但在其前，商周二族的关系如何？《竹书纪年》有多条记周族事，如“（武乙）三十四年周王（贤按：此王字当系后人所加）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太平御览》卷八十三），“（文丁）四年伐余无之戒，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后汉书·西羌传》注），“文丁杀季历”（《晋书·束皙传》等书），“（帝乙）二年伐商”（《太平御览》卷八十三），以上几条可证在商末武乙、文丁、帝乙之世，商周关系相当密切。崔述以《古本竹书纪年》与伪书《孔丛子》相提并论，认为不可信。又因周诗“称周先世功德详矣，而于王季独略”，于是下结论“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于河关以西，而是时周亦尚微，不能自通于商也，安得受商命而为侯伯，而见杀于商也哉？”（《丰镐考信录》卷一）这个结论未免下得太快。由于他有成见，认为“自《诗》、《书》以外，凡战国秦汉之间言商周事者，皆出于揣度，是以互相矛盾”（同上），因而不信《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对于远古事，得之传说，不尽可信，这是事实，但它究竟是魏国史官所记，与捕风捉影的传说不同，似不应一律抹煞。今天我们从殷墟和周原所见甲骨文所见，周是商代方国之一，关系时好时坏，恐不能如崔氏所说：“周固未尝叛商，亦未尝仕于商，商自商，周自周”（同上），好象二国始终未发生过关系，这显然疑古太过，不符合史实了。
    由于他过分强调商周毫无关系，所以对《史记》所说，纣封“西伯昌”为三公之一，后又听崇侯虎之谮，囚西伯昌于羑里等故事都不相信。他的理由是：“君臣之义，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纣之朝矣，诸侯叛纣而归文王，文王当距其归而讨其叛，安得俨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悬于纣手，纣亲见其三分有二，其势将移商祚，而漠然不复问，此在庸弱之主犹或不能，况纣之猜忌暴虐者哉……文王果受纣命而为西伯，伐密伐崇，灭之可也。人臣之义不得自私其地，皆当归诸天子，安得据之而迁都焉？……文王之事，《诗》《书》言之详矣。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见焉，纣果文王之君，不应《诗》、《书》反无一言及之。况羑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赐乃周王业之所自始，较之虞、芮之质，崇、密之伐，其事尤巨，尤当郑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岂非文王原未立于纣之朝哉？”（《丰镐考信录》卷二）文王与纣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不能以后世专制时代所谓君臣大义来衡量。《诗》、《书》未记文王受封与被囚之事，在只信六经的崔述看来，这是文王未立于纣之朝的证据，但我觉得这证据还不够充足。《论语·泰伯》篇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这话当然是孔子说的，“周之德”当然是指文王说的。“三分天下有其二”，不是指土地说的，而是就人心说的，因为纣王暴虐无道，人民多半向周，但还说：“以服事殷”，这句意味着文王并未称王，还算是纣之臣。周原甲骨有一片（H11、84）云：“贞，王其{K1B706.JPG}又（祭名）大甲，册周方白（伯）……”这条中的“周方伯”只能是周文王，而祭大甲的也只能是殷王纣，由此可见，尽管文王日见强大，伐密，伐耆，伐邘，伐崇，但并末独立称王，所以纣亦太如之何。虽然我们无法肯定或是否定纣封文王为三公之一，文王被囚于羑里，后又受赐斧钺，得专征伐等事，虽没有直接的证据，但间接的证据是有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关于周公是否曾称王问题，一般人都承认周公摄政，至于是否称王，则意见不一。自从王莽效法周公，以居摄而至篡位，学者间一般否认周公称王，只承认他曾摄政。崔述也是这样，其说见于《丰镐考信录》卷四，主要理由是“古者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并引孔子答子张问，“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为证。但是这个理由是不充分的。即令孔子所说的是古礼，可是能行这古礼的有几人？崔述不信战国秦汉人的记载，但对于《尚书·康诰》不能不信。《康诰》篇首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下文又说：“惟时（是）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这里的王是谁？谁有资格称康叔为“小子封”而自称为“寡兄”？过去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主要有二说；一说王指武王，因康叔封是武王之弟，崔述坚持此说，另一说，王指成王，此篇是周公代成王讲话。这两个说法都讲不通。武王灭殷后，在殷旧都设立三监，三监是武庚、管叔、和蔡叔，他们是监察殷民的官、武王灭殷后二年死去。所以在三监存在时，不会有封康叔于殷的事，所以武王说是不能成立的。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其目的主要在镇压东方的叛乱，封康叔于卫，目的也在此。如代成王立言，就应当用成王的口气，如《多方》：“周公曰，王若曰”，既用成王的口气，就不能称康叔为弟，因康叔是成王之叔，所以周公代成王立言的说法也是说不通的。唯一可以说得通的说法，就是周公为了对付东方的动乱，自己称王，《康诰》中的王就是周公。此篇是史官的实录，说话的口气也是周公称王的口气，周公称康叔为弟，自称为兄，当然是对的。我们还不妨看荀子对此事的说法：“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贤按：屏即屏藩，有保护之义。及，即“兄终弟及”之及，继也。属，王念孙解为系，“以系天下”，意即天子为天下之所系。倍，借为背）。履天了之藉（王念孙曰：“藉者，位也，谓履天子之位也。”）（《详见《荀子·儒效篇》）荀子尊周公为大儒，明白无误地说周公曾称王。周公东征三年，归来后即去王位，但并未反政于成王，直到营洛邑完功以后才反政。这些在《周书》各篇说的很明白。崔述在这个问题上既未考虑《康诰》之文，也未参考荀子的话，而只与汉人所记辨论，可谓千虑一失。
    崔述是清代大史学家，他用锐利的眼光，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一片迷雾的古史中冲出一条光明之路，其功真不可没。但是他生不逢时，他的名著《考信录》不仅在当时很少人读它，直到今天，《崔东壁遗书》已出版好多年，还是很少有人读它。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写近代学术史或史学史的书甚至连他的名字也没有。搞先秦史的人也很少有人读《考信录》。反观欧洲，比崔述晚生五十五年的德国兰克却成西方近代史学之祖。
    他们二人研究历史的精神基本是一致的，就是把历史建筑在真实的基础上，没有这个坚实基础，一切花言巧语都是废话。我们比崔述当然是有很大进步，但是也有人写文章公然大抄伪古文《尚书》，或使用纬书做历史研究，岂不是比崔述大大倒退了。兰克在西方享盛名，崔述在我国却没没无闻。有人只知有兰克，却不知有崔述。我真感到十分痛心。人们大喊继承我国文化传统，却不认识传统史学的真价值，精华与糟粕部分不清，这怎能继承优良传统？崔述之不幸，岂只是他一人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