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讲我国历史，远古之时，文明初启，是最难处理的。当时考古学未兴，史家只得于纷纭肴乱的传说、神话中找出一些比较可信的说法当作我国历史的起点，这工作确实是很难的。《尚书》从尧、舜开始，孔子于古帝王也只讲到尧、舜。战国以来，三皇、五帝之说出现，而说法又各不相同。司马迁作《史记》从黄帝开始，由于当时“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他只好根据《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但这不过是一种说法，是不是信史，很难说，至于三皇，那就更复杂了，几乎一人一说，唐司马贞把他以前的许多种神话传说集中起来，作《补三皇本纪》，放在《史记》之前，这实际上是画蛇添足。崔述对这些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如何处理的呢？引他几段话就清楚了。他说：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顼颛、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藉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自唐虞以下，后之儒者皆遵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于后，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于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后所作，先儒亦多疑之，不足据也……典藉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学……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自《易》（贤按：此指《易传》，非指《易经》）、《春秋传》（贤按：崔述书中《春秋传》指《左传》）颇言牺、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后人所追记……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托始于黄帝……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庖牺。至《河图》、《三五历记》、《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于是邪说诐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补上古考信录提要》）
    由此可见，崔述对所谓三皇、五帝各种传说是不相信的，但他由此得出一条重要的结论。
    夫《尚书》但始于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于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于伏牺氏，而徐整（贤按：《三五历记》作者）以后诸家遂上溯于开辟之初，岂非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乎？（《补上古考信录·开辟之初》）
    这段话中的最后两句实是崔述的卓识远远超出过去史家，我推想后来顾颉刚先生提出的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可能受崔述这句话的影响。
    应当特别指出，战国以来盛传“河图、洛书”，并说伏牺画八卦本于河图。《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由此古人深信之。崔述指出，此说出自纬书，不可信。他说：
    朱子《论语集注》云：‘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牺时出。’余求其所本，经传皆无之。《书》（贤按：指《尚书：康王之诰》）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易大传》皆未言为龙马所负，亦不言圣人为谁何也……惟《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以为伏牺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八卦。《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亦以河图为八卦，而不言所本何书。孔颖达《周易正义》云：“《礼纬·含文嘉》曰：伏牺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等并云，伏牺得河图而作易”，又云：《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然则龙马负图之事乃出纬书而孔、刘采之者。纬书者异端方士之言耳，朱子何为而信之哉？
    河出图，洛出书本是神话，决不会有此事；但古人迷信神怪，不以为怪。《易系辞》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根本未涉及河图，可是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显而易见，自相矛盾。至于《康王之诰》中提到河图在东序，显见也是伪器。经崔述指出，其伪立见。现在我们知道，伏牺并无其人，八卦也决不是某人所造，可是在崔述时代，伏牺画卦这类迷信还深入人心，破除这种迷信是很不容易的。
    4.崔述在上古史的研究上述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否定“太昊伏牺氏、炎帝神农氏”之说。他列举《汉书·律历志》、《左传》（昭公十七年）、《史记》《五帝本纪》及《封禅书》等证据，证明这个名称是错误的。他说：
    自战国以后，阴阳之术兴，始以五行分配五帝……宣、元以后，谶纬之学日盛，刘歆不考其详，遂以五行相生之序为五帝先后之序，而太昊遂反前于炎帝，炎帝遂反前于黄帝矣。然考之《易传》，前乎黄帝者为庖牺、神农，其名不符；考之《春秋传》，炎帝、太吴后，其世次又不合。于是不得已，谓太昊即庖牺氏，炎帝即神农民，而《春秋传》文为逆数（贤按：此指《左传》昭十七年郯子之言），谓少昊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吴（贤按：此为《世经》文，言少吴接受黄帝之位，直至共工接受帝位于太昊），故先言黄帝上及太昊也。（贤按：此序列对郯子之言为逆数）。呜呼！有是文理也哉？（《补上古考信录》卷下）
    总之，自战国以来所传三皇五帝之事，各种说法纷然杂陈，是一笔糊涂账，谁也说不明白，崔述的批驳不过辨伪而已。但他指出旧说的荒唐，其功已自不小。太昊伏牺氏、炎帝神农氏之说，虽经崔述的否定，至今犹流行不衰，可见旧说成见人人之深。其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伏牺之原义是最初、第一，其来源说法不一，但以出自苗族最为可信，用于古史上即最早人类之义，并非指一人。相传洪水之后，只余兄妹二人，于是自为夫妇，男为伏牺，女为女娲，汉族与苗族发生接触后，取其说为一切人类的始祖。后世把神话变为历史，以为实有其人，于是说伏牺生于陇西成纪，并于成纪为伏牺立庙，于是它变为汉族始祖。燧人氏意味着人类进入用火熟食时代，神农氏则意味着人类进入农耕时代，所谓某某氏者不过表示人类社会进化的阶段，并非实有其人。至于太昊、少昊、黄帝、炎帝等乃各族首领的代号，其事绩之真实情况，亦难考实，不过古人这样说，今人也照样说而已。把这两种不同的传说混为一谈，则使人更加如坠五里雾中，崔述加以批驳是他对古史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