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从史实上说孔子与弗扰等是对立的。他又从孔子平时恶叛臣，佞人的态度来否定欲往辅弗扰之说的。
    关于佛肸以中牟叛，事在鲁哀五年前后，崔述据《韩诗外传》等书，认为佛肸之叛是赵襄子时事，襄子立于鲁哀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不能有召孔子事。又孔子在卫时，当鲁定十四、五年，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佛肸不可能据中牟以叛赵氏。按胡适曾指出《左传》袁公五年有“赵鞅围中牟”，佛肸之叛可能在此时。崔氏此说有问题）。
    8.崔述辨伪史从辨伪书做起，战国以后人所著书，他决不轻信轻用，自不消说，对于儒家经典，他也不轻信。他辨伪书，从文字入手。他说：“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史记》直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晋之气。无它，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于忽不经意之时者……”（《考信录提要》卷下）从文字上辨伪是一个重要方法，更多使用的方法是从书的内容上找它的错误，例子见于前文各节。崔述用这种方法不仅看出战国秦汉以来一般书中所讲的伪史，因而认定这些书不可轻信，就是在所谓六艺经典著作中也一样会找出许多毛病，因而断定某些经典相传为周公、孔子所作并非事实，所以他说：
    《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后五篇中亦间有之。私怪其故，复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后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同上）
    崔述对于相传为周公作品的经典如《仪礼》、《周礼》都表示怀疑，他从书中所讲礼制，断定二书并非周公作，而是很晚出的东西。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考查这些书的。他考辨《仪礼》非周公所作最关键的理由是：“周初之制犹存忠质之道，不尚繁缛之节明矣。今《礼经》所记，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谓后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丰镐考信录》卷五）《周礼》一书今之学者虽多不信为周公所作，但很喜欢用它讲西周制度，崔述则完全否定了此书，下面引几段他的话：他的理由也很明白而坚实，如说“九州之内约方三千里，外尽四海，不过五千里。今《周官》封国之制：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计为方万里。四海之内安得如许地而封之，而畿之？”崔述于举例证明此书与周制不合之后，发出慨叹，说“乃儒者犹奉此书以为周公之书，而反疑诸经与孟子之误，亦可谓倒行而逆施矣。”
    崔述论证《仪礼》、《周礼》两部经典著作不是周公所作，而定其写作年代在春秋时期或更晚，这种年代考证可以说对汉儒的迷信的当头一棒；同时也告诫我们对于一切古书都应考其年代，不能盲目轻信，否则不可避免地要在研究工作发生重大错误。
    又如关于《易经》的卦、爻辞与《易大传》，即所谓十翼者究在何代何人所作，过去争论不决，崔述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余按传前章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初未言中古为何时而忧患为何事也。至此章（贤按：《系辞下》：“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始言其作文王时，然未尝言为文王所自作也……至司马氏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云，以为文王羑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西伯之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丰镐考信录》卷五）崔氏不仅否认文王重卦之说，更否定周公作爻辞之说，而对于他素所推崇的朱子所作的《易本义》更致不满，可见其尊重真理的精神而无门户之见，足为后学树立榜样。
    9.崔述的辨伪工作除《考信录》外，尚有《古文尚书辨伪》二卷，《竹书纪年辨伪》一篇，足见其眼光之敏锐，兹简要介绍于下。
    《古文尚书辨伪》卷一有《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指出今本《尚书》中“所谓古文《尚书》者，非孔壁之古文《尚书》也，乃齐、梁以来江左之伪《尚书》；所谓今文《尚书》者乃孔壁之古文《尚书》也。”伪古文《尚书》自经宋明学者揭发，至清初阎若璩作《尚书古文疏证》，揭出其伪文来源，已成定案。崔述并未见阎书，结论则相同，其辨伪方法则更有条理。至于今本《尚书》非汉之今文，乃汉之古文，则是独到之见，言人所未言，可谓巨眼卓识。关于伪古文之伪，崔氏提出“六证”，“六驳”。“六证”证明其伪：一证是：孔安国古文篇数”；二证是：“东汉古文篇数”；三证是：“伪书文体”；四证是：“《史记》引《尚书》；五证是：“《汉书律历志》”引逸书；六证是：“东汉、吴、晋诸儒造逸书”。总之，伪书出世之前，无人引用伪书者。“六驳”是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的记载驳斥以伪古文《尚书》为真的谬说。一驳是“古文今文篇第不异”；二驳是“今文亦壁藏”；三驳是“班固斥张霸伪书；四驳是“古文《尚书》立学官；五驳是“《晋书》无古文授受事；六驳是“郑、孔解诂与伪书之抵牾”。除此之外，还论及“伪书之著者及其推行年代”，“伪书破绽三端”，以及伪《家语》、《孝经》伪孔传”。他指出宋范晔著《后汉书》，其《儒林传》中从未提及伪古文，梁刘勰作《文心雕龙》始引伪古文，可见伪古文《尚书》当是宋、梁间宗王肃者所作，因其说与王肃论点一致。
    崔述作《竹书纪年辨伪》，在《考古续说》卷二，举出十证，证明今本《纪年》乃后人伪作。一证：“今书起自黄帝之谬”；二证：“启、益事纪载之异”；三证：“商代都邑与年数之异”；四证：“今书以周年纪本国事之谬”；五证：“今书以周正纪本国事之谬”；六证：《索隐》所引原文为今书漏去者”；七证：“依《索隐》叙述推今书所漏（列国年世）；八证：“依《索隐》引文之义例推今书所漏（诸侯名谥、生卒、废立”）；九证：“今书采辑《索隐》之舛误”；十证：“灾异惟记习熟数条”。以上十条乃择其重要者，崔说“书中舛误缺漏如此类者尚多，逐事辨之则不胜其辨”。总之，崔述在辨伪书上，能分析归纳，使其辨伪有条有理。如对此书及伪古文《尚书》皆如此，这是他的特长。试以辨伪古文《尚书》与梅、阎、惠诸家比；以辨伪《竹书》与后来之雷、朱、王诸家比，即可知其头脑清晰，善于分别归类，其伪迹更为显著，有非它人所能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