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崔述还有一些文章，一方面辨伪，一方面求真， 其中以《王政三大典考》为最重要。其中包括一、《三代正朔通考》、二、《经传？{祀通考》，三、《三代经界通考》，兹述其大意如次。
    甲、三代正朔指相传的说法：夏代建寅（即以建寅之月为岁首，亦即后世通用之夏历），殷代建丑（即以夏历的十二月为岁首）、周代建子（即以含有冬至之月，亦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本篇即就《春秋》一书讨论三正问题。《春秋》开篇即书“春王正月”。这四个字引出许多辨论，长时期不得解决。我国在《春秋》以前的古书从来不记四时，凡有记时的都是春秋时期以后的论著。这句话里的“春”指哪些月？正月指哪个月？《左传》说：“春王周正月”，加一个“周”字，表示这是周王的正月，不是夏历的正月，意即以建子月为正月，这问题比较容易理解。但“春”字如何解释？崔述在此篇里举出三种有代表性的说法：一是宋程颐的说法，“以夏时冠周月”，照这个说法，《春秋》应当书“冬王正月”，因按夏时，十一月正在冬天。二是宋胡安国的说法，时月都不改，只改岁首，照此说法，应当书“冬王十一月”，即以十一月为岁首。三是宋家铉翁的说法，时月均不改，岁首亦不改，照此说法，应当如今所书“春王正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分歧，原因在于儒者迷信《春秋》是孔子作的，而孔子又主张“行夏之时”，所以《春秋》应当用夏时，而以十一月为正月，是孔子所改。其实《春秋》的书名和时月都是根据鲁史旧文，与孔子无关。纷纷之论都可以说是庸人自扰。崔述说：“周果名为十有一月，孔子必不书正月；孔子既书正月，周必不名之为十有一月也。”又说：“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贤按：“子”下应脱“月”字）为岁首，则是正月固与夏同，但岁首异耳；周之正月固是，但岁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正时，将改其同且是者乎？将改其异且非者乎？必将改其异且非者也。今也岁首之异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为行夏之时，圣人不应颠倒错乱如此也。”以上的话说明孔子作《春秋》，与其行夏之时的理想无关，程、胡二人之错误即在于此。至于家氏认为周代仍用夏正，其谬显然，崔述举出许多例证驳之甚是，今不细述。
    古人以三正代表三代的正朔，其说不合事实，今人则根本否认三正之存在，亦未免矫枉过正。实则三正乃三个不同地方或不同民族所使的正朔，可同时存在，今重读崔氏书，乃知此说早已为他发明。他说“古之时，三正虽迭建于帝廷，亦并行于侯国，犹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纪元于其国也。盖诸侯之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历也；汤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晋封于夏故墟，民习于夏正者久，故其历仍用夏正……余以推之传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闰亦互异。如王子朝之乱，卫侯辄之奔，经传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国皆自用其历，固不得以唐宋郡县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时也。”这真是通人之论，解开了三正论之谜。
    乙、《经传？{祀通考》目的在于从经传中讲褅祭的异同变化寻出褅的意义。孔子既然承认不知褅礼（《论语·八佾》），后人想弄清楚它的意义恐怕是不可能，但经过崔述的整理排比，我们可以理解，褅礼的对象可以是天子或诸侯的祖先、或某公，或上帝（天）？，或始祖所自出的感生帝等等，祭礼也不一样。此文特别对于郑玄的祭感生帝之说大加抨击，其次是对王肃、赵匡等以人王代感生帝的说法也深致不满。他说：“按太微五帝之说本出《春秋纬》，谓黑帝为契所自出，苍帝为稷所自出。后汉最重谶纬，是以郑氏信之，而以？{为郊天，以所自出为天之五帝，由是不得不以祖为始祖耳。此说至为荒唐，而以褅为郊尤属乖谬。”按殷人始祖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周人始祖母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弃，此本母系氏族社会知母不知父所产生的神话。古人以为无父而生，不可理解？，于是伪造简狄、姜嫄皆帝喾之妃的故事，于是商、周二族同变为黄帝之后。自纬书出又造出感生帝之说：以为“始祖之所自出”，其荒谬更甚。”
    丙、《三代经界通考》是考证三代，特别是周代的租税制度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是很不好作的，原因是文献材料太少，地下出土材料也很难说明问题。文献材料中《周礼·地官》载师职里有一点，但它的写作时代太晚，而所说的税法又在古藉中得不到一点印证，所以不能利用，唯一可用的只有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崔述也是从孟子的话讲起的，但他否认夏代每家五十亩，殷代七十亩，周代百亩的土地制度，因为这样做，扰民太甚，那么唯一可信的是贡、助、彻三种不同的税制。如果我们承认三代已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了国家，那么不论采用什么样的土地制度，必然有一定的租税制度来供养当时的统治阶级，这是不成问题的。因此我们只能承认，贡、助、彻是古代祖税制度的三个阶段。贡的问题比较简单，孟子引龙子的话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岁乐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就是说，不管是丰年还是凶年，农民必须交纳一定数量的粮，所以龙子说：“治地……莫不善于贡”。麻烦的是助与彻，崔述的文章也是讨论助与彻的问题。不幸的是孟子对于助与彻未讲清楚，他说：“彻者彻也，助者藉也。”既然说“周人百亩而彻”，又引《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样一来，什么是助，什么是彻，简直说不清楚了。崔述这篇文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彻也者，民共耕此沟间（贤按：沟指“十夫有沟”，朱子在《孟子集注》中据《周礼》而说的）之田，待粟既熟而后以一奉君、而分其九者也。是故无公田，无私田。助也者民各自耕所受之田而食其粟，而别为上耕其田以代税者也。是故有公田，有私田。彻自彻，助自助，判然不能相兼；……税其田之谓贡；不税其田而藉其力以耕之之谓助；通其田而耕之，通其粟而析之之谓彻；此贡、助、彻之法也。”崔述给贡、助、彻下了定义，特别对助、彻的区别说的是非常明白，这主要是针对朱子的《孟子集注》中的注而说的。他还提出另一个观点，即三代王畿之内行某法，诸侯之国可能行另一种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