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论三代税制，犹如三正，可同时并行，并非强求天下一致，自是通达之论。但公刘之世，恐此时周族尚未进入国家阶段，是否已用彻法，不无可疑之处。
    崔氏还有一个观点，即周代乡遂用彻，都鄙用助。此说可能受孟子所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的启示，但乡遂、都鄙之分是《周礼》的新说，由于郑玄迷信《周礼》，此说大行，不仅朱子，连崔述也使用这术语。如《周礼》所说，乡遂等于国中，都鄙等于野，但证以先秦古藉，虽有乡、遂、都、鄙的名称，但无如此分法。崔氏引周诗来证，乡遂用彻，都鄙用助，恐怕也很牵强，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崔说，周人自公刘以来一直用彻法，武王代商而有天下，又将彻法推行到东方如鲁、卫等国，何以解释《春秋》于鲁宣公十五年云“初税亩”？崔述的解释主要是这样：“鲁之税亩，变彻法而别为一法……周人乡遂用彻，鲁秉周礼，故其乡遂亦彻。都鄙者卿大夫之禄邑耳，无关于哀公之足与不足也。由是言之，鲁由彻而变税亩，故有若请仍用彻，非由助之同养公田而加之税亩也。”由此可知崔述对‘税亩’的理解与一般理解不同。他认为周人自公刘以来直至春秋时期一般用彻法，亦有行助法者，以都鄙用助解之，但《大田》之诗怎知定是都鄙的诗？而且《春秋》书“初税亩”，乃就全鲁国说的，并未分乡遂都鄙；若就乡遂用彻来说，此时已无公田私田之分，当然只有按亩征税。若就都鄙用助来说，必须先打破公田私田之分，才能按亩征税，则其变动，并不能算小。况且乡遂、都鄙之分来自后出《周礼》一书，春秋时期是否有此区分尚是问题。再说当时土地所有权都在诸侯、卿大夫手里，必须先有授田，农民才能耕种纳税，崔氏所谓”助彻之法，民隶于君，计民以授田；税亩则田隶于君，而计田以征赋”，这种区别恐怕并不存在，实际上是一事的两种不同说法。因此我以为崔文对此问题虽雄辩滔滔，不过一家之言，还不能成为定论。
    以上所说，只就崔述在古史辨伪方面的贡献的荦荦大者，至于细微末节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又崔著《读风偶识》亦是名著，认诗序乃汉卫宏作，非毛公作；对于旧说旧解、批评意见甚多，可与郑樵之《诗辨妄》比美。此是古代文学史方面的专著，最好由文学史家加以评论，本文就不谈了。
    二、崔述辨伪工作的局限性
    崔述在辨伪书伪史方面有冲锋陷阵之功，成就巨大，已如上述。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缺点还是存在的，这点我们应当知道。今举出这方面几个例子：
    1.由于崔述出身于宋学世家，尊奉孔子，以六艺为辨伪标准，自然在他的头脑中圣人的偶象是牢不可破的。在辨伪工作中，他的论据是六艺，有时没有论据就只好推理。怎样推理呢？就是抬出圣人来，圣人永远是对的。圣人也不限于孔子，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圣人。凡是不合于圣人之言，亦即孔子之道的话都是错的、伪造的。下面举两个例子：
    关于尧、舜的故事、崔述发了一套议论，他说：
    《尧典》何以记尧求舜如此之详也？尧功之大，在于舜（贤按：此句之意是说尧功之大在于举舜），尧功之成，成于舜也。盖朝觐、巡守、制礼、作乐、地平、天成之绩皆自舜而然，则舜者万古之一人也。以万古之一人而隐于田间，困于顽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则此一人者亦万古之一人也。吾故读《尚书》而见舜之奇，而见尧之尤奇也……尧之心无一刻不以天为念，无一刻不以民为念，所以无一刻不以得一大圣人为念。即使天下并无舜，而尧求之之心终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为敷治理于天下，垂治法于万世也。“大哉尧之为君也，”孔子所以深叹美之而拟之于天也。读《尚书》者于此求之，庶可得圣人之万一。（《唐虞考信录》卷一）
    按尧、舜禅让之事，自古以来即有不同说法。崔氏崇拜圣人，圣人是大公无私的，所以对于《尚书》所传尧舜的故事就全盘接受下来，而对后世传说中对于尧舜的不同说法就认为诬蔑圣人的话。观这段引文，好象他对于尧之为君的心理了解那样洞彻，先把尧舜的圣人之心抬得如此之高，对于《尧典》所说的没有丝毫怀疑，这和他一贯的疑古精神显然是有抵触的，这就是荀子所说的“蔽”，他的“蔽”就是“圣人”观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从文体上辨别文章的写作时代是很准确的标准，作伪者虽极力学古人的文体，总是容易出现漏洞。这个道理，崔述自己讲的很清楚，本文在前文已引过。但是崔述自己在伪书前面却被蒙骗过去。他作《洪范补说》见《丰镐考信别录》卷三。他把《洪范》全文录下来，加以解说。他不承认《洪范》就是“洛书”，可是又承认箕子对武王讲的话，“天乃锡禹洪范九畴”，那么天是如何锡禹洪范九畴的？这不是一个大问题吗？以崔氏目光之锐利，不会看不出这是问题，但他说：
    《书》言‘九畴’，吾知“九畴”而已，《书》曰：“天锡禹九畴”，吾知“天锡禹九畴”而已。九畴之为“洛书”，天锡之为神龟所负，吾不得而知也。
    平素极力反对神怪的崔述竟这样以“吾不得而知”来对待从洛水中有神龟负书而出的神话，他那疑古辨伪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只从文体上看，很容易看出，《洪范》决不是周初的文字，而是战国时代的文字。西周文字载于《尚书》中的各篇，除极少数例外，都是“诘屈聱牙”，甚至难于句读的，《洪范》则不然，一般是四字一句，多用数字，而且用韵，文从字顺，非常易读。两种文字一对照，其区别非常明显。即令不管其内容，仅就文体上看即可断言它决非西周文字，而和《逸周书》中多数篇相近。崔述不仅承认这篇是周初文字，而且说：“《周书》中义最精深而文复明畅易解者，无如《洪范》、《立政》、《无逸》三篇”。这篇《洪范补说》简直不像崔述写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尚书》，除了伪古文之外，都是儒家经典，圣人之言。他既然“考信于六艺”，对此只好让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