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玄策出使次数及历次行程路线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王玄策出使印度事迹的争论，一是集中于其出使次数。据目前的研究，王玄策先后四次出使印度的观点基本已成定论。若前面我们提出王玄策即王名远的结论成立，则在肯定王玄策出使印度四度说的同时，结合王名远中亚活动的记载，我们进一步推测他出使印度至少四次，也许还为五次或六次。甚至结合义净关于彼岸法师与智岸法师事迹的记载，我们推断王玄策很可能还有取道海路出使印度的经历。(16)在此，为了进一步探明王玄策与王名远之间的关系，对王玄策是否到过中亚大夏等国，其行程是否曾取道西域丝绸古道等问题，仅就王玄策事迹再作探讨。其实唐朝初年，即使在吐蕃—泥婆罗道开通以后，取西域古丝路往来于印度的行人也还是有的，除玄奘法师外，另有隆法师，义净记他“以贞观年内从北道而出，取北印度，欲观化中天……”(17)，说明道路的选择因人、因事、因时而不同；其次，前面我们经过对《大唐天竺使之铭》的探讨，亦确定王玄策一行曾取道吐蕃—泥婆罗道出使印度，现在的问题是，就目前所知的这四次出使中，其历次往返究竟哪次是遵吐蕃—泥婆罗道，哪次可确定是经西域丝道的？下面逐次予以探讨：
    第一次，贞观十七年至二十一年（643～647年），(18)这次因送婆罗门客使而出使。对于此事，《旧唐书·天竺传》、《法苑珠林》(19)等记载彼此印证，史事基本清楚。至于此次往返的路线，大多数学者认为俱遵吐蕃—泥婆罗道，而孙修身先生则认为是取道西域丝绸古道，理由是此时前者尚未开通。其实若结合此时的唐蕃关系来看，此路已经开通。自贞观八年（634年）吐蕃杰出赞普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始遣使于唐即走该道北段——逻些至长安段，而该道南段——吐蕃至泥婆罗段，也由于两国的传统关系应该是早已有行人往来，因此该道的打通实初赖吐蕃使臣之力。此后，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松赞干布娶泥婆罗赤尊公主，贞观十五年继娶唐文成公主，该道南北两段皆已畅通。加之，两位公主入藏后，吐蕃派其大臣吞米·桑布扎等人“率领仆从，前往天竺……从婆罗门·李敬学习三百六十四种文字”(20)，又“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诗》、《书》”(21)，在此背景下，该道已是使节、留学生、僧侣、商客等行人前踵后继、相望于途了，见诸于义净著作的玄太、道希、道方、道生等法师该时期皆取此道得达印度即是明证；而撰成于高宗永徽元年（650年）的《释迦方志·遗迹篇》对于该道（“东道”）全程的详细记述，又是一明证；至于孙修身先生依据的近世藏族《白史》等称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历时六年的说法，一是一国之主为此擅离国政如此之久于情不通；二是从贞观十三年唐蕃松州之战，到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出嫁，中间加上双方交涉、使臣往返等，也仅仅相隔了两年时间。而且据考吐蕃境内唐初已有驿道，史载其国“征兵用金箭，寇至举烽燧，百里一亭”(22)。加之唐境多有驿道，全程一旦连通往来是十分迅速的。因此，在两国关系亲睦如许、安全便捷的道路已有的情况下，作为信息灵通、有政府提供安全保障的使节，取道于此，应该是无甚疑义的。而王玄策的首次出使，也许他就是其中走通该道全程的先驱之一，其开创之功是不可否认的。
    第二次，贞观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647～648年），这次因求取制石蜜（糖）之法出使。这次去程路线很难确定。因道宣《续高僧传·玄奘传》载：“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召石蜜匠……”(23)由此很可能说明王玄策此行应该是随大夏使臣绕道中亚，经西域古丝道出去的，所以孙修身先生对此的观点还是不无根据。但这次返程应该是取道吐蕃—泥婆罗道的，因诸史记载当王玄策的使团到达印度后，为中天竺叛臣阿罗那顺所掠，玄策发吐蕃与泥婆罗等国兵击败叛者，之后史载：“于是天竺响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遂俘阿罗那顺以还”；(24)“吐蕃发精兵与玄策击天竺，大破之，遣使来献捷。”(25)因此，在已建奇功又有吐蕃使臣同来献捷的情况下，急于恃功邀赏的王玄策这次取道吐蕃—泥婆罗道归来应该是更有可能。而这次王玄策遇乱不惊、迅速果敢的表现，震惊了天竺，轰动了唐朝朝野，初露了其不凡的外交才能。
    第三次，显庆三年至龙朔元年（658～661年），这次为至婆罗琳送佛袈裟出使。这次去程据前面我们对《大唐天竺使之铭》的探讨，说明该碑铭记载的正是王玄策一行这次出使的去程，时间是显庆三年，所取的路线的确为吐蕃—泥婆罗道，具体细节前文已述。而前文亦论，王玄策这次出使的时间与王名远显庆三年至龙朔元年出使往返的时间、史事皆相符或衔接，此应该为王名远即王玄策的一重要证据。若此观点成立，则他这次出使，先去印度后，又于同年取道中亚吐火罗等国，至龙朔元年春初返回了长安。此又与孙修身先生过去关于王玄策这次取道中亚，经西域丝路古道返回的推断不谋而合。其实，若结合该时期的唐蕃关系及文献，仅就王玄策这次取道中亚返回的事实也是不难推知的，我们的理由是：一，此时唐蕃关系在王玄策出使以后很快恶化。事情的发生起于吐蕃大相禄东赞专政以来吐蕃北扩，与唐争夺内附唐的吐谷浑而矛盾激化，史载：“显庆三年……复请婚。未及，吐谷浑内附，禄东赞怨忿，率锐兵击之。而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奔吐蕃，惎以虚实，故吐蕃能破其国，慕容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引残落走凉州。”(26)在这种情况下，显庆三年吐蕃提出请婚要求后，遭到唐廷的拒绝。据敦煌文书《吐蕃大事纪年》的记载与今有学者的研究，唐蕃战争已于显庆四年（659年）在河源爆发。前引书载：“及至羊年（659年），赞普驻于‘札’之鹿苑。大论东赞前往吐谷浑（阿豺），达延·莽布支于乌海之‘东岱’处与唐朝苏（定）方交战。达延死，以八万之众败于一千。是为一年。”(27)由此，在唐蕃关系极其恶化的背景下，吐蕃是不会允许具有外交身份的唐廷使臣通过的；二，从王玄策此次出使带回的佛顶骨与所进朝廷的游记证明他是取道中亚西域古丝道返回的。前引《法苑珠林·感通篇·圣迹部》载，龙朔元年春初，王玄策从迦毕试国带回佛顶骨，我们知道迦毕试国为西域古丝道南北两道交汇的必经之地，(28)其地约在今阿富汗西部兴都库什山以南喀布尔河河谷一带。古城在今喀布尔北六十余里处Begram，今已发掘；(29)再者，从此次回来后王玄策撰成的《西域记》的残存内容看，多处提及迦毕试国、那揭罗曷国、乌仗那国、呾叉始罗国等中亚古国，皆证明他这次返程取道中亚。
    第四次或有第五次出使的时间。对于王玄策有四次出使印度的结论，前贤已经探明。但若王玄策为王名远的观点成立，则其第四次出使的时间和路线还需重新考察。依据前引《唐会要》等关于王名远的资料记载，他是继上次出使归来以后，于龙朔元年六月向朝廷进上其《西域图记》，并请于于阗以西等地分置府州县，而被朝廷采纳后再次颁诏令其出使的。而且明谓其衔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这意味着其出使的时间、地点、任务都十分明确，出使的路线也就明确无疑了。即由此明确的任务与出使地点，也就决定了他这次出使必须是取道西域丝路古道往返的。但现在的问题是，龙朔二年（662年）五月王玄策还参加了朝廷议论沙门拜俗一事，还撰写了《沙门不应拜俗状》，(30)另外又有义净《玄照法师传》反映的麟德三（二）年之前出使印度追玄照归国一事。于是，这次其出发的时间很难判定。在目前资料阙如无法判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我们暂作出以下两种推测：
    1.龙朔元年六月出使中亚与此后出使印度为两次出使，即分属第四次与第五次出使。第四次王玄策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的职衔出使中亚，往返的时间在龙朔元年六月至龙朔二年五月之间，往返的路线皆取道中亚西域古丝路；第五次，他为追玄照回京出使印度，此次往返的时间为龙朔二年五月以后至麟德二年（665年），往返的路线，考虑到此时的唐蕃关系与王玄策的政治身份，他很可能皆取道西域古丝路往返的。尽管玄照返回的路线义净记载“路次泥波罗国，蒙国王发遣，送至吐蕃。重见文成公主，深致礼遇，资给归唐……”(31)但这里只是记载了玄照的行程，并未提及王玄策是否同行归来，且由“蒙国王发遣”句又可窥见此时该道不易随便通行的事实。
    2.龙朔元年六月以后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的职衔出使中亚与出使印度追玄照返回为同一次出使，即皆为第四次出使。则此次往返的时间为龙朔二年五月以后至麟德二年。出使的任务有两个，一是追玄照入京，二是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的职衔往中亚置立府州县，往返很可能皆取道西域古丝路。在出使中先抵达印度，命玄照取吐蕃—泥婆罗道返回后，王玄策自己返回中亚，行使置立府州县的重大使命。
    王名远显庆三年与龙朔元年的这两次中亚之行意义重大。中亚吐火罗诸国所在的地区，处在西域南北两道交汇之处，国际交通、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因为唐王朝要维持与中亚、南亚各国的关系，以及吐蕃经小勃律而进入西域，均必须取道于此。该地区诸国原来皆为西突厥所役属，自从显庆二年（657年）唐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以后，唐王朝重新控制了西域局势。而就在此前后，大食东扩，公元642年灭波斯萨珊王朝，继之数度威逼河中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城；吐蕃西进，急于问鼎西域，向西北发展。在此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为牢固占有该地区，以西拒大食，东制吐蕃，应波斯国王卑路斯的求援，短时间内唐王朝迅速派王名远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因之此行可谓任务重大、艰巨而机密；而唐王朝于中亚吐火罗等国置立府州县，将唐的行政建置直接推行到该地区，这就意味着大唐西疆曾跨乌浒水（今阿姆河）而远迈葱岭为不争的历史事实。因此，若王名远为王玄策的观点成立，则王玄策尚有两次作为钦差特使出使中亚，再建奇功的事迹。
    最后一次，永隆二年（681年）出使陇右。炳灵寺石窟下寺区中段崖面之第54龛有石刻题记云：“大唐永隆二年闰七月八日陇右道巡察使行殿中侍御史王玄□敬造阿弥陀佛一躯并二菩萨。”该题记除这里所空字比较模糊外，其余数字均很清晰，后经阎文儒、李并成二先生的辨识确认，模糊者确为“策”。(32)且经核对，其官衔与本文所论的王玄策所任略同，说明实为一人。则王玄策在已知的出使印度归来之麟德二年后十六年，因谙熟陇右情况而再次被委以巡察使重任赴陇右道巡察，再建出使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