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66页。
    (18)这次返回的时间，孙修身先生按《集古今佛道论衡》所记考为贞观二十一年较为可信，见其著《王玄策事迹钩沉》，第5～6页。而王玄策二次出使往返的时间陆庆夫先生的推算较为合理，见其文《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
    (19)《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6～5309页；《法苑珠林》卷二九，第911～912页。
    (20)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21)《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22页。
    (22)《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19页；关于吐蕃境内的驿传制度参见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西域史地丛考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5～187页。
    (23)《续高僧传》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本，第454页。
    (24)《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天竺》，中华书局，1988年，第5262页。
    (25)《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22页。
    (26)《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5页。
    (2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8页。此次战争汉文史料不载，藏族学者根敦琼培《白史》则释此文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薛宗正先生认为这次战争应该是唐廷大败，汉史有意回避而不载，见其著《吐蕃王朝的兴衰》，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28)经过该国的西域丝路两道在义净《玄照法师传》中就径称“迦毕试途”，以与吐蕃道相区别。见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1页。
    (29)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32页；另参见：Cunningham: AGI.p.16;B.C.LAW:HGAI.p.90。
    (30)参见《全唐文》卷二○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4～2065页；对这次唐朝廷议论沙门拜俗一事，孙修身先生断在龙朔三年（663年），但据《通鉴》等史书记载，以及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研究，发生在龙朔二年（662年）四月至六月之间。分别参见：《王玄策事迹钩沉》，第259页；砺波护：《隋唐佛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8～79页。
    (31)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0页。
    (32)李并成：《有关王玄策事迹的一条新史料》，《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33)参见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通典·边防·西戎〉“西域”部分序说》，《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06年。
    (34)内田吟风：《隋裴矩撰〈西域图记〉遗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纪念史学佛教学论集》，内外印刷株式会社，1973年，第115～128页。
    (35)《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7～1584页。
    (36)《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第1841～1842页。
    (37)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38)李锦绣：《〈通典·边防·西戎〉“西域”部分序说》，《欧亚学刊》第七辑。
    (39)〔唐〕李翰：《〈通典〉序》，《通典》，第2页。
    (40)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41)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第108～109页；岑仲勉：《西域记》，《圣心》第1期，1932年，第158～159页。另见其著：《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297～298页；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第3页。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