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66页。 (18)这次返回的时间,孙修身先生按《集古今佛道论衡》所记考为贞观二十一年较为可信,见其著《王玄策事迹钩沉》,第5~6页。而王玄策二次出使往返的时间陆庆夫先生的推算较为合理,见其文《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 (19)《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天竺国》,中华书局,1975年,第5306~5309页;《法苑珠林》卷二九,第911~912页。 (20)刘立千译注:《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5页。 (21)《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22页。 (22)《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19页;关于吐蕃境内的驿传制度参见张广达:《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西域史地丛考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75~187页。 (23)《续高僧传》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十,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本,第454页。 (24)《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天竺》,中华书局,1988年,第5262页。 (25)《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第5222页。 (26)《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075页。 (27)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8页。此次战争汉文史料不载,藏族学者根敦琼培《白史》则释此文为:“汉兵八万,不能胜藏兵一千之义。”薛宗正先生认为这次战争应该是唐廷大败,汉史有意回避而不载,见其著《吐蕃王朝的兴衰》,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28)经过该国的西域丝路两道在义净《玄照法师传》中就径称“迦毕试途”,以与吐蕃道相区别。见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1页。 (29)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32页;另参见:Cunningham: AGI.p.16;B.C.LAW:HGAI.p.90。 (30)参见《全唐文》卷二○四,中华书局,1983年,第2064~2065页;对这次唐朝廷议论沙门拜俗一事,孙修身先生断在龙朔三年(663年),但据《通鉴》等史书记载,以及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研究,发生在龙朔二年(662年)四月至六月之间。分别参见:《王玄策事迹钩沉》,第259页;砺波护:《隋唐佛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8~79页。 (31)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第10页。 (32)李并成:《有关王玄策事迹的一条新史料》,《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 (33)参见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隋书·西域传〉的若干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通典·边防·西戎〉“西域”部分序说》,《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06年。 (34)内田吟风:《隋裴矩撰〈西域图记〉遗文纂考》,《藤原弘道先生古稀纪念史学佛教学论集》,内外印刷株式会社,1973年,第115~128页。 (35)《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7~1584页。 (36)《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第1841~1842页。 (37)余太山:《裴矩(西域图记)所见敦煌至西海的“三道”》,《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38)李锦绣:《〈通典·边防·西戎〉“西域”部分序说》,《欧亚学刊》第七辑。 (39)〔唐〕李翰:《〈通典〉序》,《通典》,第2页。 (40)李锦绣:《〈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西域研究》2005年第4期。 (41)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第108~109页;岑仲勉:《西域记》,《圣心》第1期,1932年,第158~159页。另见其著:《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2004年,第297~298页;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第3页。 (责任编辑:刘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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