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玄策《西域记》与官修《西国志》对《通典》等史书的影响
    前文已述，王玄策三使印度归来后曾将其见闻撰成《中天竺国行记》，据《历代名画记》等称，是书包括文字十卷，图三卷。该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都作了著录。相比之下王名远所进朝廷的《西域图记》以上书均无载，此应该也是说明，在古人起名取字的文化背景下，时人是清楚两人所撰二书其实就是同人一书，即王名远也就是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原名《西域图记》或《西域记》，又名《王玄策行传》、王玄策《西国行传》。
    对于王玄策《西域记》与唐官修《西国志》的关系，道世《法苑珠林·感通篇·述意部》卷三十八载：“依玄奘法师《行传》，《王玄策传》，及西域道俗住土所宜，非无灵异，敕令文学士等，总集详撰，勒成六十卷，号为《西国志》，图画四十卷，合成一百卷……”另同书《战斗部·感应缘》卷五载：“《西域志》……从麟德三年起首，至乾封元年夏末方讫。余见（王）元（玄）策，具述其事。”这里“麟德三年”应是“麟德二年”之误（无“麟德三年”）。则《西国志》的撰著始于麟德二年，乾封元年夏末成书，说明王玄策《西域记》同玄奘《大唐西域记》等一并为唐廷史官撰《西国志》（《西域志》或《西域国志》、《西域图志》）的重要资料依据。
    而对于王名远《西域图记》的撰写，前引《唐会要》卷七十三谓：“龙朔元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罗道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与之相关，前引《唐会要》卷九十九记载，吐火罗国“（显庆）三年，其叶护那史乌泾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县使王名远到其国……”而《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云：“其年（显庆三年）五月九日，以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令史官撰《西域图志》六十卷，许敬宗监领之。书成，学者称其博焉。”由此，说明王名远《西域图记》的撰写，就是显庆三年这次出使吐火罗国所记，而且是唐朝廷因“西域平，遣使分往康国及吐火罗等国，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画图以进”这一指派下撰写的，其书龙朔元年六月书成进上后，也是唐史官撰《西域图志》（《西国志》）的资料依据之一，应该皆因唐平定西突厥叛乱之后，为尽快了解和掌握西域各国情况，以实现对西域的有效统治而作。这样，王名远显庆三年出使与王玄策第三次出使的时间、路线、出使的任务、事迹等一一相符，撰述皆为唐官修《西国志》撰写的资料依据。而史书也是只记其一，此应该是二人其实就是一人一事的又一重要证据。
    王玄策《西域图记》之所以另有数名的缘故，应该是因与隋裴矩《西域图记》同名而被改他称以相区别，但内容应该是没有直接的联系。近年来有学者对于裴矩《西域图记》的流传与《隋书·西域传》、《通典·边防典·西戎》、《册府元龟·外臣部·土风三》等西域部分各自的史料来源进行了细致的比对与探索，结果发现了许多疑问，给人颇多启发。(33)据研究裴矩著《西域图记》完成于大业二年，(34)《隋书·裴矩传》记载，炀帝即位后，“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据《西域图记》序文，裴矩的撰写过程是，“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其内容，“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35)这四十四国难以确考，裴矩《西域图记》何时散佚，也难确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有学者对过去认为的裴矩《西域图记》为唐初撰修的《隋书·西域传》的史料渊源尚有疑义，但始修于贞观三年（629年），成于显庆元年（656年）的《隋书》，其撰者魏征等人在撰修《隋书·西域传》时称：“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36)而《隋书·西域传》也只记载了西域二十余国。而且虽与裴矩《西域图记》的四十四国相差甚远，但现存的这二十余国的记述，主要内容也是与“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这一撰修原则是一致的，说明《隋书·西域传》应该就是在当时残存的裴矩《西域图记》及残留的隋实录的基础上编纂而成。也许正是由于为残本编纂而成，所以正如余太山先生所言，其顺序显得杂乱无章。(37)而由此我们认为，与《隋书·西域传》的取材不同，《通典·边防典》等关于西域部分的取材，多应该不是取材于唐初已经所剩不多的裴矩《西域图记》，而是另有来源。更何况，作为唐初官修《隋书·西域传》的作者未能见到的裴矩《西域图记》的其他内容，数百年后被杜佑等见到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其实《通典·边防典》“西戎门”，记载西域七十余国和部族，远较裴矩《西域图记》所记四十四国或唐初残存的二十余国为多，其史料来源唐以前者多源于正史《西域传》，此有学者已经指出。(38)至于隋唐之际的史料来源，颇引人注意者，一是虽然该书记事称“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39)，但所记“西戎”各国的史事，尤其记载西域各国向唐朝贡的最后时间和唐经营西域各国的记事大都止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或高宗初年。对西域各国记事除吐谷浑、吐蕃两国略有拓展外，其他没有超出显庆、龙朔年间者。虽然是书大量援引了杜环《经行记》等的内容，补入了以后的一些记事，但都以夹注的形式出现，以与正文相区别；二是李锦绣先生认为该书的记事：“《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一个主要编纂原则，即记异。”(40)这就说明《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许多内容来自以记载“风俗物产”为主的游记等地理志书。其实此不仅不合正史“西域传”以人为本，主要记载中国与四夷政治关系的体例，而且亦不合裴矩《西域图记》“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的记事风格。这种记异的风格及以记载“风俗物产”为主的游记等地理志书的特点，正与王玄策《西域记》记述各国风俗物产、其中颇多异闻趣事的游记风格相似。下面将《通典·边防典》“西戎门”与《西域记》内容有关联者撮录如下：
    1.《通典》卷一百九十一“龟兹”条，夹注：“隋《西域图记》云：‘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及烟，即是出硇砂之处。’”此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一“龟兹”条同，《隋书·西域传》无载。
    2.《通典》卷一百九十二“大宛”条，夹注：“隋《西域图记》云：‘其马，骝马、乌马多赤耳，黄马、赤马多黑耳。唯耳色别，自余毛色与常马不异。’又云：‘王姓苏色匿，字底失盘陀，积代承袭不绝。’按今王即底失盘陀之后也。”此条《隋书·西域传》无载。《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二“大宛”条，较《通典》不仅内容稍异且详云：“隋《西域图记》云：‘其马，乌马、骝马多白耳，黄马、赤马多黑耳。惟耳色别自别，余色与常马不异。’……寺伐城，在国南五百里。隋《西域图记》寺伐城西南百里有一土堆，通过省者皆见堆上有一大城垣似倒悬，堆上有积雪，历年不消，人不得上其，王每年杀白马以祭祀……”另《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三内容与《太平寰宇记》基本相同，但无“寺伐城”记事。
    3.《通典》卷一百九十二“乌孙”条夹注载：“乌孙于西域诸戎最异，今之西戎，赤髯青眼，状类猕猴者即其种也……”此条《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八十二“乌孙国条”有载，且注明出自《西域记》。
    4.《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六“何国条”：“《西域记》云，‘租税风俗与康国同，其俗丈夫蓬发，妇人辫发，亦有牢狱，推事之时，以水灌鼻，再灌不承即放……’”此条《隋书·西域传》无载。《通典》卷一百九十三“何国”条，前后几句与《隋书·西域传》同，中间一句与上引《太平寰宇记》同，曰：“风俗与康国同”，又多出数句：“国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画波斯、拂菻诸国王，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
    5.《通典》卷一百九十“泥婆罗”条，《隋书·西域传》无载。两唐书《西戎传》有传，皆详记其风俗、其王那陵提婆、该国“阿耆婆泳池”，及助王玄策破天竺事。
    6.《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天竺”条，《隋书·西域传》无传，两《唐书》皆有传。除皆详载天竺风俗，尤其皆详载王玄策出使及破天竺、俘阿罗那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