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通典》卷一百九十三“吐火罗”条，与《隋书·西域传》“吐火罗”条比较，内容多出，所记异事、与瓜州间的距离皆不同。记事以唐初事为重，尤其记了龙朔元年王名远置州县事及进《西域图记》事。
    另，《通典》所记与王玄策行踪有关的国家如吐蕃、大羊同、悉立、章求拔等国内容，皆为《隋书·西域传》所不载，而多处显示为保留的唐与这些国家最初交往的旧史原文，应该皆为唐使臣所记。
    总括以上见于《通典·边防典》诸条，前数条或注明出自隋《西域图记》、《西域记》，或未注明出处，经核对为出自《西域记》者，皆不见于《隋书·西域传》或《大唐西域记》，而皆有“记异”的共同风格；后数条虽无注明史料出处，但皆有详记风俗异闻及王玄策事迹的特点，结合整个《通典·边防典》“西戎”门正文记事大都止于唐高宗显庆、龙朔年间，后所补之事多以夹注标出，我们判断以上所列的各条多出自王玄策《西域记》（《西域图记》）或唐官修的《西国志》，并非隋裴矩《西域图记》。事实上，如同《法苑珠林》等将王玄策的许多记事转到玄奘名下的情况是一样的，此前贤皆已指出，(41)此也是将王玄策《西域图记》错转到了隋裴矩的名下。尤其明显的是，前引史书明确称，官撰《西域图志》“访其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即其关“西域风俗、物产”的记事来源于王玄策等人游记，而其关“古今废置”的内容又正是许敬宗辈纂抄旧史《西域传》的内容。而这两部分正与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包括的内容完全相符。当然，唐初官修《西国志》理应包括隋裴矩《西域图记》的部分内容，但因其残留不多，被采录者不多。至于令有学者质疑的《通典》唐时记载西域诸国与内地的距离，仍以瓜州始，如在叙述吐火罗距瓜州距离，记“东去瓜州六千七百里”，而不用《隋书·西域传》的“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这是因为当时的驿道经莫贺延碛后直通瓜州，瓜州是进入内地驿道的起始站，而且此瓜州并非指隋大业年间以前的瓜州，而是唐初与沙州分离后的瓜州，显而易见距离已大为拉长，远非隋时所记的距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进一步推断《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内容多取材于唐官撰《西国志》，保存了佚失千载的《西国志》的许多内容。再结合《唐会要》、《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等史书关于西域部分的记事内容多与《通典·边防典》“西戎”门同，而个别文字互有详略，更加说明这些史书的史料来源也是与唐官修《西国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另外，王玄策《西域记》与佛教典籍如《法苑珠林》、《诸经要集》等的关系，以及与唐人绘画、敦煌壁画题材之间的渊源关系，前贤述之备矣，此不赘。需要补充的是以上典籍之所以有将王玄策《西域图记》张冠李戴的现象，说明其书于唐中后期已经残留无几；或者说，唐宋之际的人所见到的《西域图记》的内容应为保留在唐官撰《西国志》中的引文，时人已经不能分清各自确切的作者。
    综括王玄策一生功业，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臣，他数度出使印度不辱使命；作为钦差特使出使中亚，再建奇功。在今已知的二十余年里，他出使的次数与行程所及，皆超古迈今，中外罕比；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使，他是中西交通史上开通泥婆罗—印度道的先驱。遗憾唐宋之际没能被史家措意重视为其树碑立传，加之其撰述散佚，事迹几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里。至此，经过学界数代人的努力，其功勋业绩渐已昭彰于世、彪炳史册矣！
    注释：
    ①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中外学者有：法国学者烈维(S.Lévi)在《亚洲学报》上发表文章Lesmissionsde Wang Hiuan-ts' edansI' Inde, Journal Asiatique, Tome XV, Tome XV, Mars-Avrilet Mai-Juin 1900,pp.402-468（《王玄策使印度记》，冯承钧译文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商务印书馆，1955年）；印度学者师觉月：P.C.Bagchi: India and China, Saraswated.Calcutta, 1981,p.97；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中华书局，1957年，第102～128页；柳诒征：《王玄策事辑》，《学衡》1925年2月第39期；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孙修身：《唐朝杰出外交活动家王玄策史迹研究》，《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路线再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东方学报》第66册，1994年；《西藏吉隆县发现唐显庆三年〈大唐天竺使出铭〉》，《考古》1994年第7期；《〈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林梅村：《〈大唐天竺使出铭〉校释》，《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李并成：《有关王玄策事迹的一条新史料》，《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郭声波：《〈大唐天竺使之铭〉之文献学研识》，《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郑炳林，魏迎春：《俄藏敦煌写本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残卷考释》，《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2期。
    ②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③《唐会要》卷七三“安西都护府”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68页；《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吐火罗》与之约同，中华书局，1988年，第5277页。
    ④《唐会要》卷九九“吐火罗国”条，第2103页。
    ⑤《唐会要》卷一○○“波斯国”条，第2118页；《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波斯国》与之同，中华书局，1975年，第5312～5313页。
    ⑥〔唐〕释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二九《感通篇·圣迹部》，中华书局，2003年，第891页。
    ⑦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第104页；陆庆夫：《论王玄策对中印交通的贡献》，《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
    ⑧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第108～109页；陆庆夫：《关于王玄策史迹研究的几点商榷》，《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
    ⑨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第38～46页。
    ⑩该录文为郭先生在霍巍、孙修身、林梅村等先生考释录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研识，参见其文：《〈大唐天竺使之铭〉之文献学研识》，《中国藏学》2004年第3期。
    (11)而《法苑珠林》卷二四及《诸经要记》卷一记王玄策这次出使的时间为显庆二年，应误。
    (12)中外藏学界对于大小羊同国地理位置的几种说法，可参见杨铭：《中外文献有关吐蕃、羊同的记载》，《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39～255页。
    (13)《通典》卷一九○《边防典·大羊同》，第5177页。
    (14)〔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遗迹篇第四”，中华书局，2000年，第14～15页。
    (15)霍巍：《〈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中国藏学》2001年第1期。
    (16)义净记：“彼岸法师、智岸法师，并是高昌人也。少长京师……遂乃观化天竺。与使人王玄廓相随。泛舶海中，遇疾俱卒。所将汉本《瑜伽》及余经论，咸在室利佛逝国。”对此冯承钧先生言：“此处的王玄廓，当然是王玄策之讹……”若冯先生此言不误，结合唐高宗麟德年以后因吐蕃争夺西域，陆路受阻，义净所记高僧至此多取海路，而由“所将汉本《瑜伽》”句显然标明是二僧去程，很可能王玄策曾与长于京师的这两位高僧取道海路出使印度，且病卒于途。引文分别参见〔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第95～96页；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编》，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