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中山的文化理念与社会变革
    文化观念的更新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文化观念的更新又与先进人物的关键性作用密不可分。广州大学历史系赵春晨教授《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文化观念的更新》一文认为，孙中山早年就表现出与中国旧传统异趣的文化观念。辛亥革命前后，其文化观念开始成熟并形成新体系，这种新文化观念体系所具有的时代意识、民主意识、民族自决意识和综合创新意识的特征，鲜明而又完整地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理念和要求。晚年，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文化观念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对文化时代性有了新认识、对文化民族性高度重视和倡导、创新意识更加强烈。孙中山的这种文化观念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头20几年中国的社会变革，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和行为，推动人们博取兼收、开拓进取，努力创造既有时代性又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黄明同研究员《孙中山系统思维观与20世纪思维变革》一文认为，思维变革对社会变革具有特殊的意义，然而关于孙中山系统思维观对20世纪中国的思维变革的意义，世人重视不够。文章指出，《孙文学说》中提出的“知难行易”学说是变革思维、从根本上重构国民心理的呼唤。在孙中山看来，20世纪初的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使命的完成，都必须建立在变革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下。孙中山呼唤思维方式变革是基于以下的明确认识：（1）从“行”到“知”是一个艰苦的过程，科学、理论、知识来之不易，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信仰主义。（2）“行”是“知”的基础，但“知”比“行”具有更高品格；理论高于实践、指导实践，没有科学的理论就不会有成功的实践。（3）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中国由革命向建设转变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文章认为，孙中山的哲学之被称为中国近代哲学的“最高表现”，主要凝结在“创新”上，他创立了一种代表20世纪人类思维变革新取向的系统思维观。其内容体现在如下方面：（1）体现于科学进化理论--揭示宇宙的有等级性、层次性（阶段性）、延续性的进化系统；（2）体现于建国方略--视社会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与“心性之建设”两大建设系统，而两大系统又各自包含若干个具体有等级区别的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工程；（3）系统内在机制的揭示--“公理为衡”，视“均衡”、“均平”、“协调”为事物自身属性和发展动力，是系统的内在机制；（4）系统开放性的揭示--以其富于时代精神的开放意识，提出开放文化观和国家的开放主义政策。孙中山的系统思维观是客观存在的，它代表了20世纪初人类思维变革的新取向。孙中山的这种系统思维观既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弘扬，岭南文化特有思维习惯的影响，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结出的硕果。虽然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他的系统思维观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十分蹩脚。但今天重新审视他的以“互助”、“互动”、“均衡”、“协调”、“开放”为基调的系统思维观，不难发现其显然具有合理性和超前性，恰恰体现了百年思维变革的趋向与取向。时至今日，体现孙中山思想体系的系统思维观正渐渐地成为人们普遍的思维方式。
    列宁在1912年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著名论作中，提出了孙中山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认为孙中山是中国的民粹主义者，此后该观点被中外学者引用和播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刚副研究员《孙中山思想民粹主义倾向问题论略》一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列宁称孙中山为“中国的民粹主义者”、称其民生主义思想为“中国的民粹主义”并不正确，所谓“中国的民粹主义者”的理论标签不免偏颇。尽管孙中山确实曾与俄国民粹主义者有过不少的接触，甚至思想深层有某种关联，思想深处也确有避免中国社会走上资本主义故道，即防止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愿望，但他绝不是一个任何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者，只是在他的言论主张甚至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明显而深刻的民粹主义倾向，而非如一般论者所说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孙中山这种民粹主义倾向的最典型特质就在于，以资本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即要求在中国采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来避免、防止和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流弊、丑恶甚至罪恶。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严昌洪教授《孙中山移风易俗思想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一文认为，孙中山一向重视移风易俗，并深谙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力主保存发扬良风美俗、改革恶风陋俗，他在革命实践中提出的许多改革风俗习惯的举措，推动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孙中山关于移风易俗的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认识改良社会风俗的重要意义；（2）客观地审视中国传统风俗，区分良风美俗和恶风陋俗，并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之；（3）在民国初年他所发动的社会风俗改良运动中，本着民主共和的精神，对体现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旧风俗加以革除；（4）以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等进步价值观为指导思想，大力禁革违背人性、蹂躏人权的习尚；（5）主张将中国的优良传统与西方进步风尚结合起来，作为在中国建立现代文明的基础。文章把孙中山的移风易俗思想言行与中国社会风俗的演变结合起来加以论述，阐明了孙中山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
    一切社会变革、社会发展与转型，都同国民素质的提高互为因果。在塑造国民素质方面，孙中山虽没有提出系统而完整的方案，但在其论著、讲演和谈话中都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尚明轩研究员《孙中山塑造国民素质的思想》一文，对孙中山在塑造包括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体能素质和心理道德素质等在内的国民综合素质中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作了具体阐述。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李谷城《孙中山的新闻思想初探》一文，探讨了孙中山从学生时代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思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罗福惠教授《简论孙中山先生的“团体救国”思想》一文，对孙中山“团体救国”思想的得失作了具体分析。中华书局陈铮编审《孙中山维护国家统一思想述略》一文，从孙中山对中国分裂危机根源及其危害的揭示、维护国家统一的策略与所进行的斗争等方面阐述了孙中山维护祖国统一的思想。
    台北中央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刘阿荣副教授《孙中山社会变迁思想与台湾的社会变革（1945-2000）》一文，从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及各个次级系统（sub-system）变迁的角度，分析了孙中山社会变迁理念对1945-2000年间台湾社会变革的影响。文章认为，孙中山是一位观察敏锐、视野广博的革命者，他体察中国情势与世界潮流之变迁，提出了一套国家发展的基本学理，指明了中国前进的历史道路。文章从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主体和过程、条件和原则、理想和目标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孙中山的社会变迁理论框架，并从台湾社会变迁的动力与方向、主轴与历程两个方面考察了孙中山的社会变迁理论在台湾的实践及其影响，并就孙中山思想与台湾社会变革的关系、台湾社会经济变革究系民生主义或资本主义、台湾社会变革的互助与冲突、台湾社会变革是进步或退化等台湾社会变革中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