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孙中山与同时代人物
    对孙中山同时代人物尤其是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的研究，是深化孙中山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作为民国时期法律界元老之一，王宠惠的成就与孙中山密不可分，王氏对中国近代法制建设，尤其是实施孙中山五权宪法，贡献尤多。中山大学历史系李吉奎教授《孙中山与王宠惠》一文，对孙中山与王宠惠交往的过程作了全面的考察。文章指出，王氏留学日本时专攻政治问题，与流亡日本的孙中山过从甚密；1904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王宠惠与孙中山共同起草并发表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他们还讨论了五权宪法问题，孙鼓励王氏“养成一个享誉国际的法学家，其力量足胜十万雄兵”，为此，孙氏利用革命经费，为王氏提供了留欧钻研法律的费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王宠惠为外交总长；此后十余年间，孙王关系不断，1922年王宠惠组阁后，他甚至想利用其所处地位，以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合作，旋因内阁倒台而未果。
    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桑兵教授《孙中山与胡适--以善后会议为中心》一文指出，1925年善后会议期间，胡适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由陈炯明事变而引起的紧张关系得到舒缓，胡适参与善后会议，虽与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不合，却与孙中山自1922年以来不断鼓吹的召开各省和平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的精神一脉相承，胡适的联省自治主张虽与孙中山的政见不一致，与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皆相抵触，却并非不可调和。文章认为，胡适与孙中山的直接政治主张没有根本分歧，与此相反，胡适的一贯主张与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规则相去甚远。在当时，国共两党仍视胡适为反对封建宗法的同道，尚未将其打入反动势力的另册，因此对其尝试性的参加善后会议予以默许，甚至希望他借此机会提出民治主义的政治主张，促使善后会议转到国民会议的轨道上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刘海彬、张金超《长沙〈大公报〉刊载的有关孙中山著作资料--中华版〈孙中山全集〉未收部分辑录》一文，辑录了长沙《大公报》上孙中山的有关函电36件、谈话28件、演说6件、公牍11件、文告3件、杂著3件，计87件，是对中华书局版（1981-1986）《孙中山全集》的有益补充。
    本次学术讨论会历时4天，学者本着尊重学术、尊重科学、尊重对方的原则，使会议开得既规范又活跃，既有激烈的争论也有诚恳的切磋，与会学者的怡悦神采，侧面外化了本次讨论会的成果，它不仅使孙中山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进一步推进，更重要的是为新世纪孙中山研究的繁荣提供了新的信息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