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孙中山与《中日盟约》
    关于孙中山与“中日盟约”，是这次讨论会争论最为激烈的热点之一，也是祖国大陆孙中山学术讨论会首次讨论的话题。与会学者围绕两篇观点相异的论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黄彦研究员的《关于孙文对日观之我见》和台湾远东图书公司顾问陈在俊先生的《日本人伪造孙中山〈密函〉〈盟约〉之考证》，聚集于“中日盟约”的真伪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所谓“中日盟约”包含三个文件：《中日盟约》、盟约案和密函。《中日盟约》指1915年2月5日，时任中华革命党总理的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二人为中国革命党一方，与日本民间人士犬塚信太郎（前满铁公司理事）、山田纯三郎（该公司职员）为一方，共同签订了《中日盟约》草案凡11条（中日两种文本），内容与同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差不多。盟约案、密函指是年3月14日，孙中山又派人递交一日文密函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并抄送上述盟约草案全文。
    “中日盟约”披露于20世纪60-80年代，日本前电气通信大学、现富山国际大学教授藤井昇三博士曾在《孙文の研究》等著述中，对“三个文件”“确认其为实在”，揭开了真伪问题争论的序幕；尔后1991年8月美国夏威夷辛亥革命史研讨会以及1998年初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的“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上，对这一问题的论争十分激烈。陈文指出，当初接触这三份文件，发觉其中汉字错谬离奇，语句欠通，疑是日本人伪造。历经多年不断地搜集中日两国资料，缜密探究，可从7个方面进一步论证这三份文件都是伪造的文书；同时发现两件《盟约》上犬塚信太郎的签名也是仿冒的，且未盖犬塚图章，孙中山所书《山田良政君碑》文和孙中山委任山中峰太郎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的《委任状》也是伪造的。陈文申明，他的论文并非因为孙中山是中国的革命伟人，就刻意偏袒地为他辩护，而是基于理性的客观研究立场，试图解明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谜团。
    黄彦研究员运用战略与战术这一范畴来考察孙中山的对日观，并就1912-1915年间孙中山同日本当局（或通过在野人士作中介）之间进行的四次政治交易（含中日盟约）予以考察，指出，最引起研究者争议的，是孙中山曾不少次为了争取日本当局（或通过在野人士作中介）全力支持中国革命，企图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和领土为代价所进行的政治交涉，这些交易有的停留于试探、建议或谈判阶段，有的草签了协议；而交易中的协议条件，有的是由孙中山主动提出，有的则是在谈判中取得了共识。至于孙中山曾否与日本人签订《中日盟约》并致函小池张造的问题则较为复杂，不排除这些文件存在的可能性，因而暂持“存疑待考”的态度。在“存疑待考”的前提下，文章认为，从该盟约的内容及形成条件考察，孙中山签订这个文件并非没有可能。孙中山为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往往不择手段，主要表现在易于接受苛刻的妥协条件，而置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不顾。孙中山的一生，曾经向帝国主义及其势力做过大大小小、不可胜数的政治妥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全部革命生涯是一部由斗争和妥协交织而成的奋斗史。妥协并非坏事，它是革命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和阶梯。但善于妥协又非易事，实行妥协的革命领导者除却自身条件外还须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孙中山在妥协中的缺点和失误，丝毫无损于他作为革命家和伟大爱国者的光辉。
    多数与会学者赞成黄氏的“存疑待考”说，不少学者在讨论中还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中日盟约”事有很大的可能性，又存在若干疑点：（1）从孙中山的思想观念和政治实践看，没有充分的学理说明孙氏绝对排斥之。孙中山可能没有参与起草这三个文件，但不排除他不认同这三个文件。首先，孙中山认为为了革命，可以不计较手段（有学者称之为“实用主义”）。其次，在当时连穿衣取暖都成问题的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孙中山完全可以采取必要的政治权术，政治和权术是无法分开的。再次，从孙中山既往的经历看，他的政治思想、思维定势没有排斥过这种做法，1900年有过，跟大隈重信有过，与日本民间有过，同日本外务省也有过，反袁期间，中华革命军中任用了很多日本教官做参谋，影响也不大好。（2）从当时黄兴和亲黄的一批革命党人的态度看，似乎也可作一佐证。其时孙黄意见分歧、同仁分派，黄派革命党人（含欧事研究会同志），公开指责孙派有“类吴三桂”的行动。黄兴还因此指示欧事研究会暂缓反袁活动，从侧面支持袁世凯对日本的“二十一条”交涉。此中“吴三桂”之说应是针对孙氏“盟约”而言。反之，孙派对黄派一致对外的提议，回应十分冷淡。（3）从伪造者的动机考察，无伪造价值。如果说盟约为他人伪造，一定有预谋。预谋者（伪造者）不外乎日本官方或秋山真之、小池张造等人。说是日本官方伪造，不外乎是用来对付孙氏，或对付袁世凯，两方面都看不出必要之价值；说是秋山真之等一伙日本人找来王统一执笔，进而去陷害孙中山，而秋山等一批人均为与孙氏关系相当密切的日本朋友，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再者，盟约毕竟还是民间的、纸上的文字，更是一时的且又极为机密的文字，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危害或社会影响，其目的安在？（4）从研究者的思想定位上看，应该坚持理性，摒弃情感的干扰。那种认为孙中山签了《中日盟约》就是出卖主权的说法，其实经不起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