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孙中山与中国西北部的社会变革
    关于孙中山与中国西北部的社会变革，此前论著不多，这次为讨论会提供的论文，有概述性的整体把握，又有详实的史论分析，阐释了孙中山开发西北的独到的战略眼光。论者认为，辛亥革命之前，出于各种实际条件的限制及主观认识的缘故，孙中山一贯主张在两广从事革命活动。对于中国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他很早就倾注了极大关怀，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他的建设思想中，这种关怀就体现得更加明显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段云章教授《孙中山对中国西部的审视》一文认为，孙中山对西部的审视，主要着眼于西部的革命与建设；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孙中山关于开发西部的思想不断深化并表现出阶段性特点。孙中山主张先求政治解决，再谋经济建设，虽未及身而成，但他改造中国西部的伟大抱负和坚定决心，对后继者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惠州大学成晓军教授《孙中山西部开发思想述论》一文指出，对中国西部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位予以重视，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为开发建设西部地区做出努力，这是历代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边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发展史上的一个优秀传统。这种思想的实质，就是把中国西部的建设开发作为国家的整体利益来对待，将其纳入振兴中华的轨道上。孙中山关于西部开发的思想，无疑是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继承。当然，孙中山不仅有继承，而且有新的发展，其开发西部思想的主要特征是：（1）将西部开发纳入振兴中国实业的体系中，使其步入全国乃至世界经济竞争市场。（2）以修筑铁路等为基础设施，在引进外资“主权归我”的同时，大力开发西部资源，利用当地优势大兴实业，达到东西部经济互补的目的。（3）移民垦殖，加强内地与西部边远区域各族人民的交流融合。
    关于孙中山与外蒙古问题，史学界尚存种种疑义。北京大学历史系徐万民教授《孙中山与外蒙古问题》一文利用苏俄档案，进行了新的探索。文章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通电反对外蒙古独立，反对俄蒙协约，倡议实行钱币改革，练兵百万，收复外蒙古和其他失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外蒙古问题，孙中山建议在外蒙古改设行省，移民实边，进行大规模的实业建设，以提高蒙古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防力量。1922年，孙中山在与苏俄代表讨论合作条件时，反对苏俄策划的中俄蒙会议，反对外蒙古独立，也反对外蒙古自治。孙中山同意苏联军队暂缓从外蒙古撤退，一则是为了争取苏联援助中国革命而做出让步；再则，就是防止北洋军阀占领外蒙古，以便将苏军控制下的外蒙古变成策应北伐的军事基地。孙中山在当时条件下的让步是有严格条件的，即苏俄明确承诺支持中国统一，保证不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政策，不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另外，孙中山为了达到预想的目的，还制定了西北军事计划，并派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争取苏方支持。由于西北军事计划触犯了苏俄在外蒙古的殖民利益而被拒绝。在起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时，苏俄主张未来的中国应实行联邦制，以为其分裂中国的计划张目。孙中山认为联邦制不利于中国统一，与鲍罗廷激烈辩论，最终大会通过的宣言拒绝了联邦制。但由于苏俄的背信弃义，外蒙古问题陷入久拖不决的局面。贫弱的中国不敌大国的强权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蒙古最终从中国分割出去。但是，孙中山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外蒙古独立的思想是确定无疑的。
    五、孙中山与广东的社会变革
    中山学院胡波副教授和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林华煊先生《孙中山与20世纪中山社会之发展》一文认为，孙中山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山地区社会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以其革命活动来影响和改变中山社会的现状；孙中山思想理论所产生的影响，直接地表现在模范县的设立和建设上；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的精神品格对中山人民的行为方式和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直接成为中山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风俗习惯的变迁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密切相关，是社会整体变革的重要表征。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刘圣宜教授《近代广东社会风习民情的变迁》一文，以广州及周边地区为视点，阐述了广东风俗习惯的变化及民众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文章认为，近代广东社会风俗习惯的演变，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鸦片战后西风东渐对民众的生活和心理产生重大影响；第二是孙中山倡导的民主平等思想对传统伦理关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第三是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动荡对传统道德习俗的冲击，导致恶俗陋习泛滥，吸食鸦片、赌博和猖妓盛行。广东风俗民情的变化有趋善和趋恶两个方面，有文明进步和野蛮落后两个方向，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而挣脱封建思想意识的枷锁、争取平等自由是广东风俗民情变迁中一条鲜明的主线。
    广东商人资产阶级与广东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广东商团研究，成了本次讨论会的一大热点。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敖光旭《孙中山密返羊城镇压商团阐幽》一文，通过考证孙中山密返广州镇压商团一事，重新审视商团事件的原因及性质。文章认为，苛重的捐税和军队的专横直接导致了商团事件的发生，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既是商团事件的重要内容也是促使风潮愈演愈烈的主要因素；为了镇压商团，广州政府便利用种种借口和谣言，使“平叛”演变成极不光彩的焚劫事件，这种结果不但使广州政府面临空前的政治危机及舆论压力，也使孙中山陷入了极度的内疚和矛盾之中，构成了“密返”广州的隐衷。文章指出，至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商人资产阶级与孙中山的矛盾性质应属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商团事件中却被不适当地上升为敌我矛盾加以处置，将商团事件简单地定性为“反革命叛乱”不乏牵强之处。孙中山与广东商人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不仅反映了整体利益与地方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革命的主义”与“实行的方法”的矛盾冲突，而且也表明孙中山与中国商人资产阶级之间既缺乏现实而具体的利益联接，更缺乏必要的理性层面的价值认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研究员进而指出，考察商团事件时必须注意它也是共产国际通过各种途径--包括“楔子”战术--促使孙中山向“左”转的结果。如果坚持民族主义的观点而不是单纯的以“世界革命”为本位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研究商团事件就会得出与以前大不相同的结论，也是更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暨南大学历史系张晓辉教授《广东商会与岭南社会变革》一文强调，必须以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广东商人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及其同孙中山政府的冲突。文章认为，广东商会的建立是广东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增长的结果，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并逐渐发展成为广东的重要社团之一。商会支持民主共和和革命政府，反对独裁专制和军阀割据，属于进步政治势力。商会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致力于“实业救国”，积极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凝聚和沟通广东商人资产阶级的广东商会是广东早期近代化的主要承担者，是推动近代岭南商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它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为商民请命”，组织了无数次请愿和抗税运动，抵制统治当局的横征暴敛，同时它向往和平和有序，故成为近代乱世中的稳健因素。
    关于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的性质，不同意见认为，广东商人尽管出于捐税苛重而发展至武装反抗孙中山，但反革命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敖文所提出的问题尚需作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