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民主义的发展与社会变革
    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及发展，在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从同盟会时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到孙中山晚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学说显然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学者提出：在这个过程的后期阶段，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除了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外，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潮重要组成部分的欧美社会民主主义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此前并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深圳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莫世祥教授《欧美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回响--以三民主义的后期发展为例》一文认为，欧美社会民主主义是影响三民主义后期发展的另一思想来源。孙中山与国民党理论家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学习、吸收和宣传其中关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建设性主张，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随着直接民权学说纳入民权主义，“实业的民治主义”纳入民生主义，后期的三民主义臻至中国激进民主主义的理论高度，成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民主主义对于三民主义的影响是革命性、民主性和进步性的。然而它也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使孙中山与国民党理论家联俄而不赞成苏俄式的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联共而不赞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扶助农工而不赞成反对地主和资本家，使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主革命色彩斑斓、纷纭繁杂。
    考察孙中山的一生，除民国成立后一段时间外，他对民权主义的提倡都是较为积极的。在民国成立前后，他对民权态度的变化显然又与当时的政治变革运动有着某种必然的互动关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宋德华教授《民国建立前后孙中山民权主义的起落及其原因》一文，对孙中山一生追求民权主义历程中这惟一的一次起落作了剖析。文章认为，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即号召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主张建立民国，两者都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有着相当丰富的民权主义内容。他要建立的民国“政体”又有两大基本特征：仿照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根本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立宪。此外，还有其他诸方面民权主义性质的体现，如地方自治等。为实现这些构想，孙中山也提出了相应的“革命程序论”，即由军法之治而约法自治，最终实现宪法之治。但民国建立后，他对民权主义的热情和执著逐渐转向及至消退，在“立法权问题”，“男女平等问题”和“政治现状评价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孙中山对民国建立前后政治发展的大势缺乏清醒的认识，未能认清民国建立并不等于实现了真正的共和，不等于完成了政治革命的任务，结果轻易地卷起了民权主义这面旗帜，而代之以民生主义；二是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本身存在缺陷：一则民权主义与现实革命任务联系得过于紧密，导致两者混同，以至用直接的革命任务来代替丰富的理论内涵，造成政治思想的简单化；再者，民权主义比较偏重于政权制度建设方面的内容，而对于民权主义应具有的启蒙精神、民主理论等方面，显得很不足。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冯祖贻研究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以〈民族主义〉讲演为中心》一文认为，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融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重要突破，极具时代色彩。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注意对世界新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吸收，如民族自决；同时，对美化帝国主义的谬论则大力批判，如世界主义。当然，孙中山晚年的民族主义也有不尽科学之处，并为他人篡改三民主义留下了空隙。
    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谢本书教授《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建设近代中国的宏伟蓝图》一文，把孙中山的著述及所反映的思想理论大体分为三个时期：兴中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前是“革命理论”的建设时期；民国成立到大革命爆发前夕是“建设理论”的创建时期；1924年到1925年是“改革理论”的建设时期。文章对《建国方略》中的物质建设部分--《实业计划》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实业计划》提出了建设近代中国的宏伟蓝图，其中发展交通运输业是这一蓝图的核心部分；城市近代化的思想是蓝图的一个重要内容；蓝图的落脚点在于发展实业，使人民享受近代文明之乐；对外开放是实现蓝图的重要条件。这一蓝图表明了孙中山要引导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决心，由于计划本身的局限性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实业计划》最终只停留在强国富民的美好愿望上。
    和平与发展，乃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林家有教授《论孙中山的和平学说》一文指出，孙中山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不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更重要的是为了指导实践。考察中国历史，孙中山赞同“战争始于人心”的说法；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始末，他能从经济利益的角度给以说明。就国内前途而言，为了防止出现王朝更替式的革命，孙中山反复呼吁国人必须改变观念和思想，为了实现中国和平统一，他提出过许多主张和方案，同样也有许多实际行动，体现了他所代表的中国各族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真诚意志。从全球角度考虑，孙中山认为世界和平的实现有待于国与国之间政策的调整、文化的通融和利他主义伦理观念的树立。他强调：第一，西方列强必须调整其对华政策；第二，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实现“世界大同”，和平才能有保障。但由于孙中山所处的环境，他只能用实用主义的策略去对付狡猾的西方列强。他有抗拒西方列强的决心，却没有抗拒的力量，所以他只能劝导和希望有实力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邻国跟他同道，抗拒西方的侵略。文章指出，孙中山的这种以东方王道精神与西方霸道文化相抗衡的思想是理性和人格精神的高度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