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夷”秩序中的盟主，中华帝国在与各“藩邦”的具体交往之中，总不忘应有的泱泱大国风度。这种泱泱大国风度的体现，就是厚往薄来的原则。这个原则，在明成祖那里发挥到了极致。永乐年间，礼部就明廷对前来朝贡各国的国王、妃、世子、陪臣的赏赐的标准，拟了一单子，进呈明成祖。对于这个已经十分优厚的赏赐标准，朱棣仍意犹未足，批示曰：“虽加厚不为过也！”
    “共享太平之福”，其终极目标是建立“华夷”秩序下国家间的持久和平。首先，是中国同各邦国之间的持久和平。1369年（洪武二年），明太祖制定了《皇明祖训》，明确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而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朱元璋开列了朝鲜、日本等“不征诸夷国”的名单，将除了西北方向以外的几乎所有周边国家与地区都包含在内，表明了中国对外关系中坚持和平国策的重大决心。洪武四年，太祖又谕群臣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轻自兴兵。……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这一训谕，勾勒出中国对外和平国策大框架下自卫反击的原则。
    除了自己坚持和平国策外，中华帝国还要求“华夷”秩序内所有国家，都要在处理彼此关系上实行和平的政策。这一点，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得非常明白：“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这“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就是诸国“勿得违越”的原则，只有共同坚持这一原则，才能“共享太平之福”。
    如果有谁违越了这一原则，威胁到“华夷”秩序的和平局面，那么，中华帝国则自认为有权力、也有义务通过外交途径、直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以维护“华夷”秩序的稳定与和平。
    在古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时常出现紧张。如安南就曾“兵据占城”，1474年（成化十年），满刺加告安南：“又欲吞本国”，1484年，占城也侵邻国，真腊就“数被占城侵扰，久留不去”。“苏门答腊及满刺加又诉暹罗国强发兵，夺天朝所赐印诰。”满刺加还不断告状，“诉暹罗见侵状”，“暹罗谋侵本国”云云。可见，各国均视大明帝国为他们之间关系的最高仲裁者，大明皇帝也以最后仲裁者自居，“因安南使返，敕责其王”；“敕占城罢兵修好”；“令赍敕谕暹罗责以辑睦邻村，毋违朝令”；“自今奉法循理，保境睦邻，庶永享太平之福”！这些敕谕，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如暹罗，1408年即永乐六年，“其王遣使，贡方物，谢前罪”。
    在南亚地区，为沼纳朴儿侵榜葛拉事，朱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特遣侯显出使沼纳朴尔调停，谕以睦邻保境之义。
    在东北亚地区，当着东土名藩朝鲜遭到日本丰臣秀吉的武力入侵时，大明帝国尽管早已越过了其国势鼎盛时期，却仍毅然发兵，入朝作战，终于同朝鲜联手，粉碎了丰臣秀吉的侵略、霸权迷梦，维护了“华夷”秩序。
    在和平、友好的“华夷”秩序下，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南亚地区，最远至非洲东岸，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积极、活跃的开展。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关系与文化的进步。这是“华夷”秩序在历史上的一大积极贡献。
    然而，“华夷”秩序并非完美无缺。我们在看到它的和平、友好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不应忽视它同时存在的负面，即这个秩序同样有着它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局限性。归根结底，作为古代阶级社会的对外关系产物，它深深打着古代中华封建帝国对外职能中不平等的阶级烙印。
    诚然，“华夷”秩序是和平的。但它的“和”，是有先决条件的，这就是所谓“一”，即由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皇帝来“大一统”，“一统华夷”。因此，从出发点上讲，中华帝国就将自己摆在与其他一切邦国不平等的基础上，即；“自古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彼此之间，是“治”与“奉”的关系，是“抚驭”与“事大”的关系。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因此，在处理自己的对外关系时，一有机会，中华帝国那种傲然自大的大国主义的意识，就会在它的各种运作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当着“华夷”秩序内的邦国有了违反上述“一”的原则，哪怕只是中华帝国主观上认为它们违反了这个“一”的原则，即有违中国“大一统”、“一统华夷”的理念，那时的中华帝国，也会将“共享太平之福”的许诺丢到一边，露出狰狞的面目来。这一点，在它处理同自己近邻如朝鲜和越南的关系时，尤为如此。
    例如，明初安南陈朝君主日奎遣使来贡，被明祖封为安南国王。后陈氏政权为外戚黎季聱所篡，季聱更名胡一元，建国大虞。不久，传位于其子胡k1j205.jpg。胡k1j205.jpg遣使来贡、明成祖不知详情，也封其为安南国王。未几而察之，认为这一行为既为谋篡，又是欺诈中华帝王。遂发动讨伐战争，前后达二十年，曾一度将安南划入大明帝国的版图，设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县以治之。终于在越南人民的不断反抗下，被迫息兵罢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