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成了自汉代以来中华帝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可以畅行其志的地方。东南亚广大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利于人类发展。无论是大陆还是群岛，自古以来均有人类频繁的活动。这一地区西接印度洋，同印度洋地区人民的往来也向称密切。在古代，这一地区邦国林立，风云变幻，兴衰往替者，何止数十百个。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在一起，以中国为核心组成一个海上贸易网。海上丝路上诸邦国的兴衰，与这条海上商道的贸易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同中华帝国关系的制约。所以在这个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活动有着较大的主动性和制约性。不过，中华帝国对南方的对外交往活动，在汉代尚属初级阶段。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平定南方以后，在今天广东濒临南海一带设置了儋耳、珠崖、南海等郡，并派遣属于黄门的中官译长带领招募来的人员从雷州半岛等地出发，探查海上向南方和西方的通道。《汉书·地理志》上那段为学者们所熟知的记载，根据学者们的考证，其大致的路线是经今天越南、柬埔寨、泰国，进入暹罗湾，在缅甸东岸登陆，走一段陆路以后，再乘船沿江而下，进入孟加拉湾；又西航至印度次大陆东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由那里回航。不过，限于当时我国的造船水准、航海知识与技术，到达遥远的印度科罗曼德海岸，则要由东南亚乃至南亚各地的商船转运，即所谓“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这一段记载了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和黄支国等，说它们“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这些国家遣使来华的“献见”，是有别于罗马、安息来汉使节的“献”礼的。它们不像罗马、波斯，没有帝国的国力，没有高度发达的古典文明，它们与中华帝国的交往，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国势、文明发展程度等方面梯次上的差距。正是这些梯次上的差距，使它们有可能被吸纳入中华帝国长期营造的“华夷”秩序中去。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发轫于上古时代的“华夷”观念，在汉帝国时期开始引入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中去。汉朝的使节前往南亚、东南亚，要不断换乘“蛮夷贾船”，而这些“蛮夷”之国，又都遣使来华“献见”。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即所谓“华夷”秩序。
    两汉时期，“华夷”秩序作为一种古代国家关系体系，尚处于形成即雏形阶段。其表现为：第一，纳入这一秩序的国家还很少。在比较明确的意义上，只有东方的日本、朝鲜，以及南方的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和黄支国等。朝鲜在三韩时期，约于公元前109年前不久，辰国（马韩目支部落）使者曾赴汉欲进见汉武帝，因朝鲜王卫右渠的阻碍，未能实现。公元44年（东汉建武二十年），韩廉斯人苏马偍等诣乐浪郡朝贡，光武帝因封苏马偍为汉廉斯邑君，使属乐浪，四时朝谒。日本则在东汉初年，公元57年，即“中元二年，春正月，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后汉书·光武帝纪》）安帝永初元年（当日本景行天皇三十七年，即公元107年），“冬十月，倭国遣使奉献”。（《后汉书·孝安帝纪》）倭国或倭奴国还接受了东汉皇帝的赐封印绶。“汉倭奴国王印”，是“华夷”秩序早期的有力证明。至于东南亚、南亚的都元国等，则记载更为简单，“自汉武帝以来，皆献见”而已。许多日后纳入华夷秩序的国家，有的如越南尚处于北属郡县时期，有的则尚未形成或名不见经传。第二，这一秩序尚未成形，格局尚不稳定。这一点，以位于今克什米尔一带之罽宾国最为典型。据记载，“自武帝始通漈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以后时来时绝。时人杜钦认为该国“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词，无欲则骄熳，终不可怀服”。（《汉书·西域传》）第三，双边交往还处在较低层次，不过是你来“献见”，我赐印绶，再做点生意而已。在中国方面，对外关系的思路、体制等方面都有待完备。
    从国祚短长的角度看，隋唐帝国颇有些秦汉帝国翻版的意味。大唐帝国将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帝国推向一个亲的巅峰期。唐代的中国，雄强一世，气宇恢宏，贞观大治，开元全盛，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璀璨辉煌，流光四溢，对周边以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和吸引力。正是在隋唐时代，“华夷”秩序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夷”秩序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
    唐帝国建都长安，国势强大时，仍首重对西方的关系。此时，昔日的罗马帝国、波斯帝国早已烟云过眼。葱岭以西的中亚乃至南亚诸国欣羡大唐文明，纷纷向“华夷”秩序靠拢。首先是那个在汉代“数剽杀汉使”、“隋炀帝时，引致西域，前后至者三十余国，唯罽宾不至”的罽宾国（注：罽宾国的地理位置，学者考证不一。汉唐间亦屡有变化。大致在克什米尔、阿富汗一带。），在贞观年间两度遣使来朝；“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诏遣册其王为葛罗达支特勒”；“二十七年，其王乌散特勒k1j201.jpg以年老，上表请以子拂菻罽婆嗣任，许之，仍降使册命。天宝四年，又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苌国王，仍授左骁卫将军”。（《唐书·罽宾传》）罽宾之外，“又有勃律国，在罽宾吐蕃之间。开元中颇遣使朝献。八年，册立其王苏麟陀逸之为勃律国王。朝贡不绝”。这勃律国，即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Baltisan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在盛唐之时也曾进入“华夷”秩序圈。在中国古籍中对印度有各种称呼。据《新唐书·西域传》载，“天竺国，汉身毒国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罗门……分东西南北中五天竺，皆城邑数百”。“乾封三年，五天竺皆来朝。开元时，中天竺遣使者三至；南天竺一，献五色能言鸟，乞师讨大食、吐蕃；丐名其军，玄宗诏赐怀德军。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带为宠’。帝以锦袍、金革带、鱼袋并七事赐之，北天竺一来朝”。此外，“崮失密，或曰迦湿弥逻（今克什米尔）……开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诏册其王真陀罗秘利为王；间献胡药。天木死，弟木多笔立，遣使者物理多来朝，且言：‘有国以来，并臣天可汗，受调发，国有象、马、步三种兵，……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虽众二十万，能输粮以助。……诏内物理多宴中殿，赐贲优备，册木多笔为王，自是职贡有常’”。（《新唐书·西域传》）
    正当大唐帝国全盛、并将“华夷”秩序圈向中亚以至南亚地区推进之时，继罗马、波斯帝国之后，西方崛起了一个新的大帝国和一种新的文明--阿拉伯帝国与穆斯林文明。阿拉伯人在圣战的大旗下东征西讨，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也经营着自己的穆斯林国际关系体系，我们或者将其称为穆斯林秩序。阿拉伯文明与中华文明这古代世界的两大璀璨文明之间，必然彼此吸引、互相交流。阿拉伯与中华帝国这两强之间，因为相距实远，彼此也终将建立一种相安的外交关系。然而，伴随着穆斯林秩序的东扩，它与西向推进的“华夷”秩序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场碰撞与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