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又名狮子国。“总章三年，遣使者来朝。天宝初，王尸罗迷迦再遣使献大珠、钿金、宝缨、象齿、白毿。”（注：《新唐书》狮子国条。）
    我国历史上的宋代，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一直积弱，在北方辽、金、西夏政权压迫、封锁下始终处于守势。另一方面，它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异常繁荣；对外关系尤其活跃，中华古代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外传。唐代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的华夷秩序，只是到了宋朝方得到认真的充实。
    有宋一代，伴随着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疆土日蹙。尤其是南渡以后，“一切倚办海舶”（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促进了海上丝路的繁荣。海上商路的发展与繁荣，刺激了沿途许多港口的兴旺以及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邦国的涌现与崛起。“华夷”秩序因而也就在这个方向上大大扩展了。
    同朝鲜一样，越南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奋斗，终于在公元968年由丁部领统一越南，建立“大瞿越南国”，从而结束了将近11个世纪的“北属”时期。公元975年（开宝八年），宋朝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师交趾郡王”，直到1174年（淳熙元年），宋朝才正式册封李英宗（天佐）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作为一个国家，加入了“华夷”秩序，成为这一古代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内圈成员。据统计，终宋之世，交趾的朝贡次数达五十次以上（注：山本达郎主编：《越南中国关系史》，东京，1975年，附“越南中国关系年表”，计自北京开宝六年（1173年）至南京淳佑十一年（1251年）越南丁、前黎、李、陈四朝先后向宋入贡达五十七次之多。），在东南亚地区首屈一指。
    宋代中国与马来半岛诸国关系相当密切。1001年（咸平四年）丹眉流（又作登眉流、单马令、丹马令）国王多须机遣使打吉马等九人来华朝贡，双方互赐珍贵礼品（注：《宋史》卷四八九丹眉国条。），就是一例。
    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和1082年（元丰五年），位于文莱的渤泥国，也曾两次遣使来北宋修贡（注：《诸蕃志》渤泥国条，《宋史》渤泥国条。）。
    菲律宾群岛原在海上丝路主航道之外，但群岛人民早已跨越南中国海同中国有所交往。不过，直到宋代，我国正史上才出现关于中菲关系的明确记载：“摩逸国（即麻逸）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载宝货至广州海岸。”从此，菲律宾也进入“华夷”秩序圈。
    “华夷”秩序圈随海上丝路推进，一直到达南亚地区。公元9至13世纪兴起的南印度科罗曼德海岸的注辇国，就曾主动介入这个古代国际关系体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注辇国王遣贡真珠等。译者道其言曰：‘愿以表远人慕化之心。’至神宗熙宁十年六月，此国亦贡方物。上遣内侍劳问之，乃此国也。”（注：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注辇国条。）
    甚至远在非洲东岸的层檀国，也在宋代遣使入贡（注：何芳川：《“层檀国”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成为“华夷”秩序大潮澎湃、得自印度洋绝远西岸的回声。
    位于东北亚的朝鲜，在宋代更加巩固了它在“华夷”秩序中的基本成员的地位。公元993年至1019年，高丽王朝同我国北方的契丹进行了三次战争。高丽与契丹的敌对，自然加深了高丽王朝与大宋王朝的盟友关系。为了避开契丹人的势力，在高丽方面的要求下，宋朝开明州（今宁波）为专通高丽的港口。自此，高丽贡使频频经宁波港修贡。宋使也络绎不绝前往高丽交流。特别由于有牵制北方强敌之作用，高丽在大宋王朝经略的“华夷”秩序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唯一例外的是日本。
    公元894年，日本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结束了唐代两百年间中日官方使节往返的局面。此后，直到明初，中日之间一直没有官方往来。就日本而言，遣唐使之停罢，外部原因是唐帝国已跌入衰颓阶段，而内部原因则是财力窘迫，平安时代的统治者们思想消极、自我闭锁。故而北宋立国后，虽主动要求恢复官方往来，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华夷”秩序之中，但并无结果。直至南宋时期，日本镰仓幕府兴起，才有兴趣同中国交往。可惜进入13世纪中叶以后，南宋王朝时刻面临亡国之危，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营造什么“华夷”秩序呢？
    蒙古民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元朝。元帝国幅员辽阔，亦曾盛极一时，海陆交通，畅达无阻。元帝国统治者虽继承了“华夷”秩序的框架，但从忽必烈起，就没有真正吸纳这一秩序的内涵真谛。他们所要建立的，实际上还是一种“蒙古式的和平”（注：参见黄枝连：《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7页。）。这种“蒙元”秩序，使元朝七次征伐朝鲜；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远征日本；还派兵攻伐缅甸。这种“蒙元”秩序之运作与“华夷”秩序相较，就大异其趣了。
    明清两代，迎来了“华夷”秩序的全盛与顶峰时期。在这一时期，这一古代东方国际关系体系终于具备了自己清晰的外缘与日臻完善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