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以郑和远航事业为代表，终于在前代的基础上织成了一张古代世界空前规模的“华夷”秩序的国际关系网络。
    郑和七次下南海、入印度洋的远航壮举，将几乎全部海上丝路商道上的邦国，即亚非大陆西太平洋至印度洋滨海而居的民族和国家，一齐吸纳到“华夷”秩序中来，令这一国际关系网络，具有空前之规模。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前来中国修好朝贡的，不仅国家数目多、使团规模大、次数更加频繁，而且档次高，常有一国之君亲自率团来朝，明确、自觉地吸纳中华文明。
    郑和远洋船队，“维绡挂席际天而行”，“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跨南海，渡印度洋，遍访亚非大陆三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第五、六、七次都曾远航非洲东海岸，直接访问了摩加迪沙、布拉瓦、马林迪等城邦。郑和下西洋，积极开展了大明帝国的对外政治与经济活动，招致了许多国家派遣使团来华访问。船队出海与返航也常负有迎接各国使节的任务，如郑和第五次出航，就“送摩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等十五国贡使返国”；第三次返航时，就“附古里第十九国贡使来朝”。各国来华使团，规模亦日益扩大，因为大明帝国对外政策一直坚持要厚往薄来的原则，令使臣们所获甚丰。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忽鲁谟斯等国来到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还有一次，西洋古里一国使团人数也竟高达1100人。
    位于今天文莱的渤泥王国的君主在海外诸邦国中率先亲自来华。1408年（永乐六年），渤泥王麻那惹加那乃率王妃、王子、公主及陪臣150余人泛海来贡，于八月到达当时明帝国的首都南京，受到明廷的隆重接待。同年十月，渤泥王病逝于“会同馆”，临终遗嘱“体魄托葬中华”。明王朝以王礼将其葬于安德门外。
    15世纪初，马来半岛南端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即马六甲（又译为满刺加）王国。郑和下西洋，船队以此地为重要基地，修建仓库，贮存船货、粮食，均受到王国的支持。马六甲国王拜里迷苏刺本人于1411年（永乐九年）采办方物，率妻子、头目等540余人，浩浩荡荡地访问了中国。从永乐九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间，马六甲国王祖孙三代前后到中国访问五次，每次都受到大明皇帝的厚礼接待。
    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活动中，曾三次派分遣船队访问了份属“东洋”的菲律宾群岛，大大密切了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公元1417年（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各率家眷、随从等340余人访问中国。归国途中，苏禄东王不幸病逝于德州，明成祖朱棣命葬以王礼，并亲为文，树碑墓道。（注：《明史·外国传》，苏禄条。）此外，蜂牙施兰国王嘉马银也于1406年、1408年和1410年连续三次访华。（注：张燮：《东西洋考》，苏禄条。）
    在东北亚方面，明代所建“华夷”秩序曾一度达到其最高点。在朝鲜半岛，李成桂于1392年夺取了高丽王朝的天下，建立了李朝。李朝时期的朝鲜和明朝时期的中国之间，建立了“华夷”秩序中从观念到体制上都堪称楷模的关系。从大明帝国方面看，是“东国年年修职贡”的局面，而从李王朝方面想，则是“礼仪成邦慕圣朝”的境界（注：这里所引明使黄洪宪与朝鲜运接使李珥等酬唱诗作，参见黄枝连前引书，第146页。）。
    同时，琉球（今日本冲绳）同中国的关系，在明代有了飞跃。据记载，琉球“……汉、魏以来，不通中华。隋大业中，令羽骑尉朱宽访求异俗，始至其国；语言不通，掠一人以返。后遣武贲郎将陈稷率兵至其国虏男女五百人返。唐、宋时，未尝朝贡。元遣使招之，不从”（注：《大明一统志》，转引自黄枝连，前引书，第183页。）。就是这个长期以来“不通中华”，“未尝朝贡”的琉球王国，却后来居上，在明朝时期不仅进入“华夷”秩序圈，而且与中国交往频繁，体制详备，几乎同朝鲜、越南并驾齐驱，骎骎乎凌驾于他国之上。计有明一代267年（1368-1644年）里，琉球对中国修贡凡182次。从洪武五年（1372年）大明立国之初开始，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为止，可以说与大明帝国相始终。清朝建立后，自1644年至1867年，琉球朝贡又达100次以上。
    最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在明初，曾一度、恐怕也是日本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主动、明确地加盟“华夷”秩序。我们知道，自唐朝末年停罢遣唐使以来，数百年间，日本一直游离于“华夷”秩序圈之外。日本国同那些位于“绝远”的亚非邦国不同，那些国家距中国太远，且社会状况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与中国差异极大，因而时来时绝，对“华夷”秩序保持着一种游离状态。如果说日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也对“华夷”秩序采取一种游离的态度，那不是由于它距中华“绝远”，而恰恰是它与中国仅仅“一衣带水”的接近，不是由于它的社会诸系统同中国差异极大，而恰恰是它相当饱和地吸纳了中华文明，创造出一种几与中华文明同步的高水平的大和文明。由于地处岛国，它成功地抵御了元帝国两次粗暴的征伐；由于主动、创造性地吸纳了中华文明，日本在吸纳“华夷”秩序时也将自己放在主动的地位上，不是被动地接受它、承认自己“夷”的地位，而是主动地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将自己置换为“华”的地位。直到明洪武年间，对于朱元璋要日本称臣入贡的要求，日本怀良亲王仍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指出：“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对于明太祖的武力威胁，怀良亲王则大义凛然地宣称：“闻天朝有兴战之策，小邦亦有御敌之图。……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精锐之兵，来犯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备！岂有跪途而奉之乎！”（《明史》卷三百二十二）
    日本的上述态度，到了明成祖时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1403年，朱棣篡位成功，改元永乐，日本幕府足利义满即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遣使来贺，称臣入贡，以属国自居，称颂朱棣“明并曜英，恩均天泽，万方响化，四方归仁”，还接受“大统历”，表示愿意奉明“正朔”。自此，日本重入“华夷”秩序圈，时时来贡，双方进行官方的“勘合”贸易。明朝统治者规定日本“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舟，不得携军器，违者以寇论”。但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日本船队随贡使常常排山倒海而来。仅景泰四年（1454年）一次，到达中国的日本商人竟达1200人之多。嘉靖年间，倭患大起，日本才又一次游离于“华夷”秩序之外，直到近代“华夷”秩序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