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自古以来是中外史学家、思想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思想遗产。近代以来，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对此多有卓见；而马克思、恩格斯则确立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科学理论（注：参阅白寿彝先生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9～132页。）。
    由于历史的原因，自本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甚少，几乎在理论上成为一个空白。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才开始重新研究这个问题。8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主持制定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的撰写提纲，其中的第二章是“地理环境”，含5 节30目（注：参阅前引书，第384页。）， 表明了本书主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及其在中国历史之理论问题方面的重要性。后因这部导论的规模作了适当的调整，成书后的第二章“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仅含2节8目。这一方面是考虑到不要使导论卷的部帙太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对有些问题还应作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当然，成书后的两节即“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还是把最重要、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作了概括性的论述，是导论卷所论9个重要理论问题之一。
    我在承担这一章的撰写任务过程中，在理论上和文献上有不少收获，受到寿彝先生的教诲、启迪尤多。今年，欣逢寿彝先生九十华诞，乃将地理条件与中国历史进程之关系的几个问题修订、补充，予以发表，以志祝贺。
    一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久远的年代，黄河流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谱写了瑰丽的篇章，成为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这些，都和那时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有密切的关系。考古资料表明，中国远古时期文化发达的地区是黄河流域，西起陇山、东迄泰山这一广大平原地区，它与渭河下游、黄河中下游之间以及济水的上中游相连的东西一线，这是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分布最稠密的地区，也是夏、商、西周三个王朝先后兴起和立国的地区。在全国范围之内，远古遗存能够与文献记载的史迹相衔接，当首推这一地区。这决不是偶然的。从始见于文字记载的黄土高原的面貌来看，从西周到汉代，黄土高原上原隰相望，大体上到处呈现一片平整的面貌，由草原、森林和农作物组成的植被十分丰茂，说它是郁郁葱葱、到处呈现出一派山青水秀的旖旎风光，是并不过分的。始见于文字记载的黄土高原，不仅有湖泊，有的湖泊还相当大，在全国的湖泊中也未见得有任何逊色。黄土高原虽然相当高亢，却也有较为低下的平原，黄河的一些支流支津的中下游还有相当开阔的河谷。那个时期的湖泊，许多就散布在这些平原上或开阔的河谷中。著名的湖泊有焦获、杨纡和昭余祁。就是高亢的山地上也并非没有湖泊，如弦蒲薮，就与杨纡、昭余祁齐名。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表明，春秋以前，黄河泛滥、决口和改道的种种事故是很少见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和河济之间，植被丰富，森林茂盛，气候温暖而湿润，土质疏松、肥沃，宜于耕种，是当时农业最发达的地区。这样的地理条件，比起当时周围邻近的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因而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都处于领先地位（注：参阅史念海：《由地理的原因试探远古时期黄河流域文化最为发达的原因》，载《历史地理》第三辑；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174～178页。）。
    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从公元前一世纪汉武帝时成书的《史记》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盛赞关中的地理条件及其富庶的情况，他说：“关中自k1j304.jpg、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是全国财富最集中的地方。黄河下游的齐、鲁一带，虽比不上关中，但也是比较富庶的：“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邹、鲁一带，也“颇有桑麻之业”。可见当时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都是膏壤千里，气候温润，宜于桑麻。与此相对照的是，当时的淮河以南及广大的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远不如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之高。在司马迁笔下，西楚，“地薄，寡于积聚”；东楚，“其俗类徐、僮”，也比较落后；南楚，“其俗大类西楚”，而“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更造成了劳动人手的不足。总之，“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以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和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在西汉和西汉以前，这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很不平衡，即北方优于南方的趋势异常明显。这与它们当时的地理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不好；但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当时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条件，也有其优越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之处，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后来地理条件本身的演变和种种人为因素造成地理条件的变化以及社会条件的演变才有所改变。改变的结果，并不是二者趋于平衡，而是新的不平衡代替了旧的不平衡，即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宋代以后的大量的历史资料反映了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在很长的时期里，人们在研究和说明一些历史问题的时候，或者是忽略了地理条件的因素，或者是把我们今天所处的地理条件同历史上的地理条件混同起来，这就可能造成片面性。近年来，关于古代黄河流域中下游地理条件的研究，在这方面给予我们很多的启示。
    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所造成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当然不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大水系的差别；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在所有地形、土壤、气候、物产等不相同的地区，都是存在的。同时，这种不平衡现象不仅表现为经济、文化发展的总的趋势的差别，也表现为各地区在生产部门上发展的差别。这后一种差别，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正是促进各地区、各生产部门加强联系的物质因素。在汉代，关中平原，人民“好稼穑，殖五谷”，以农业为主；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天水、陇西一带，“畜牧为天下饶”；燕地，“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吴郡，“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等等（注：《史记·货殖列传》。），各不相同。显然，这种生产部门上发展的差别，也是和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具体说来，生产部门发展的差别，是与一定的地理条件所能提供的产品分不开的，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尤其是这样。司马迁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个问题的很生动的历史资料：
    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注：《史记·货殖列传》。）。
    这里说的陆地，泽中，水居，山居，以及安邑，燕、秦、蜀、汉、江陵，淮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陈、夏，齐、鲁，渭川，靠近大城市的上好土地等等，是着重指出了地理条件的不同。人们只能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理条件从事生产和组织生产，其产品自然也因地理条件的差别而有所不同。
    地理条件的复杂性之影响于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性，还间接地从各地区城市分布状况反映出来。城市本身并不是地理条件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出现以及它们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却不能离开一定的地理条件。古代东方的城市多具有军事堡垒的性质，中国也是如此。所谓“城为保民为之地”（注：《谷梁传》隐公七年。），“城者，所以自守也”（注：《墨子·七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城，首先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需要，但也不能完全脱离经济上的支持。随着城市的增多，城市人口的进一步聚集，日益增长的对手工业和商业的需要，城市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就逐渐显得突出了。司马迁论西汉社会经济，对于都城长安和邯郸、洛阳、临菑、陶、睢阳、江陵、寿春、合肥、番禺、南阳等城市作为一方都会的作用，是很重视的（注：参见《史记·货殖列传》。）；而《汉书·地理志》记全国各县治所，除备载其建置沿革、户口多寡，亦注重记其山川形势、物产所出，可见城市的兴建和发展是和一定的地理条件有关系的。从宏观方面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主要密集于西起今云南境内澜沧江与四川境内岷江以东、北至黄河河套与滦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即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流域中下游和珠江水系所流经的区域（注：参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附图21，三联书店1983年12月第1版。）。历史上城市分布的这种状况， 自然有多方面原因，而这一地区的良好的地理条件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要之，城市的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性，是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性的一个表现；人们要认识或改变这种不平衡性，都不能不认真考察各种地理条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