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
    地理条件与民族的形成、民族间的差别以及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史学家很早就重视记载各个民族的历史，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地理条件与民族发展的关系。杜佑在《通典》中就谈论到这个问题，他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赍，实在于斯。”至于少数民族地区，则是“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注：《通典·边防典·序》。）。杜佑在这里提出的有些论点是不足取的，但反映了史学家试图从地理条件的差别上去说明汉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所以有很大不同的原因。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由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基本分布在全国的周边地区，因而与主要聚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汉族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其他许多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同时，北方少数民族和南方少数民族在地理条件上的差别显得更为突出。一般地说，汉族居住的地区宜于农业；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气温低，多草原、沙漠，宜于牧业。南方民族居住的地区多高山、丘陵，气温较高，宜于农业。这对于各个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可见，民族特点的形成和各民族间的差别，是同地理条件之不同有关的。例如北方民族因交通便利容易走向联合，社会发展的进程也比较快，这与他们从事集体的游牧活动、具有勇敢的精神有关。南方民族，往往局促于山地，交通不便，极不利于联系和融合。这是南方民族虽然在民族数量上超过北方民族，但在社会发展上却落后于北方民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说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北方民族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进入中原地区，而南方民族却很少有过类似的活动。从民族文化来看，北方民族与南方民族的发展也不相同。
    中国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这些民族各有特点，因而产生了相互间的差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条件，也维系着中华民族中各个民族间的联系，如同它维系着历史上长时期的政治统一局面一样，经久而不衰。这是因为：第一，汉族聚居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由于其地理条件的优越，生产的发展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并在物质上、生产技术上和文化方面影响着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这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凝聚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二，在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的地理条件下，周边少数民族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与上述自然的凝聚力的结合，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各族间的联系的纽带。正因为如此，两千多年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尽管有时候互相攻伐，兵戎相见，有时候“和亲”通好，会盟、互市，各族间的关系歹一阵，好一阵，但总的趋势是相互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不可分离。
    四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整个自然界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地理条件也在不断地运动和变化。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地理条件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变化。从中国历史上看，由于地理条件的变化（当然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引起经济、文化上的变化的情况，是值得人们注意的。对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和认识，不仅具有理论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是：
    （一）河流变迁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黄河和长江是我国最重要的两大河流，它们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历史时期，它们的变迁，尤其是黄河的变迁，是很显著的，因而受到人们的重视。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同它的河患一样，均为世人所瞩目。如果对黄河流域作宏观的考察，就会发现：黄河的安流和河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变化。根据各方面的考察资料证明：历史时期，黄河决溢虽甚频繁，但经分析研究核实而论，却也有前后两个长期相对安流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为商周至秦代，后一个时期则为东汉初年至唐代后期，前后合计，将近2000年，或者还要过之。频繁的河患也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一是两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的中间时期，即由西汉初年到东汉初年，其二则是由唐代后期到20世纪前期。 这两个时期合计， 不超过1500年。所谓黄河河患，主要是指黄河中游的侵蚀、侧蚀、下切和黄河下游的堆积，以及由此引起的陵、原、川、谷的变化和城乡的兴废，而其症结则在于河水挟带泥沙，随处淤积。黄河泥沙的淤积，虽然远在地质时期即已有之，但决不如历史时期这样严重。这里，除了自然的原因即黄河流经土质松疏的黄土高原外，还有人为的原因，即历史时期以来，由于农田的扩大，道路的开辟，居民点以及城池的增加与修建，使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从而大大加速了黄河流域的侵蚀和堆积，以致造成频繁的河患。黄河流域原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产丝地区，直到北宋，长江下游蚕桑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几乎有超过黄河流域的趋势，但黄河流域到底还保持着一定的水平。然而，北宋以后，这种情况即发生剧变。因为金朝在破辽灭宋后，使女真人大量内迁，广占土地。这些人不娴于农桑，因而尽量伐取桑枣，作为薪柴出卖。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情形，朝廷派人到各地巡察、禁止也无济于事。这不仅直接影响了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的继续发展，致使金朝统治者因丝、绢来源匮乏而惊慌，而且也破坏了黄河流域的植被，后果自然是严重的（注：参阅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5月第1版，第360～362页；《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1版，第253～279页。）。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从这些方面来看，两宋以后，黄河流域在经济发展上的地位逐渐被长江流域所代替，除了别的原因之外，黄河流域结束了第二个安流时期而开始了第二个河患时期，也是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