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产生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和“定于一”的大一统思想（注：《诗经·小雅·北山》及《孟子·梁惠王》。），但政治上统一局面的出现、发展和巩固，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争霸和群雄兼并，出现了秦、汉皇朝的统一的政治局面；而秦、汉统一后却又出现了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隋、唐皇朝的统一有过于秦、汉，但隋、唐之后再一次出现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不过分裂并没有长期存在，最后是元、明、清三朝的统一。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固然有种种，而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的特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先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极容易形成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天然区域，这些区域的土壤、气候和物产，可以造成若干个并立的经济、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形势正是各地封建势力分疆割据的有利的客观条件（注：参阅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79年4 月第2版，第56页。）。汉初，刘濞为首的叛乱，固有其政治上的原因，“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注：《史记·吴王刘濞列传》。），这种地理条件所造成的物质力量无疑也是重要的原因。诸葛亮在东汉末年预见到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也是充分考虑到江东“国险而民附”、“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些地理条件的。中唐以后，藩镇割据日甚一日，这与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的衰弱有很大的关系，但因地理条件而造成的各地经济、政治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仍然是一个基本的原因。中唐时期的政治家、史学家杜佑论天下形势说：巴蜀之地，“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青州，“古齐，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扬州，“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荆楚之地，“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獠，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注：分别见《通典·州郡典》六、一○、一二、一三。）。杜佑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从地理条件和历史经验来说明政治统治的不安定的原因，见解是很深刻的。在历史上持续了近千年的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也同地理条件与政治统治局面的关系相关联着。从主张郡县制的人来说，他们反对分封制，就包含了从地理条件上考虑问题的因素。西汉贾谊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认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注：《新书·藩强》。），这句话明显地考虑到封国地域范围的广狭及其所可能提供的物质条件与封建割据的关系。唐人李百药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分封制，使“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势必要造成“纪纲弛紊”的局面（注：《全唐文》卷一四三。）。柳宗元认为，周代“裂土田而瓜分之”，而周王“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是其衰微丧亡的主要原因（注：《柳河东集》卷三。）。他们也是把地理条件作为立论的根据之一。至于南北朝的对峙，五代、十国的割据，以至宋、辽、西夏和宋、金的并立，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不可作完全等同的看待，但地理条件的因素却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因素。
    再从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来看。我们认识中国地理条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仅仅从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来看，仅仅认识到这种独立性对于造成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政治局面有很大的关系，还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应该考察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考察这种统一性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这同样是很重要的。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个自然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中国地理条件的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个影响至少表现在：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的重大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这是因为一则四出受阻，一则为大河流域的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汉唐而下，有所谓“丝绸之路”；唐宋以降，航海事业也有发展；但这对历史上政治局面一般不产生多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从秦朝开始，“制天下为四十郡，其地则西临洮而北沙漠，东萦南带，皆临大海”（注：《通典·州郡典》一。）；至元朝，“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注：《元史·地理志》一。）；直到后来的明、清两代，其政治统一的局面，都是对这一地域范围的继承和发展。这种政治活动的内向性，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史的发展也看得十分清楚。第二，如马克思所说，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在中国历史上，从传说中的统治人物开始，直到历代封建朝廷，都与执行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相关联。水利事业的发达和封建专制的强化，这两种表面看来完全不同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总论》引《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注：《农政全书》卷一二，引文出自俞汝为：《荒政要览》四《平日修备之要》。）。这是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这种联系。我们从《二十四史》有关各史的《河渠书》、《沟洫志》、《食货志》以及《地理志》关于水利事业的记载中，可以大致看出这种公共工程的职能在机构设施、具体措置和社会效益方面的反映。由此可见，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影响于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具有维系国家统一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只一次地出现过分裂割据状态，但统一毕竟是主要的趋势，这与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有极大的关系。
    中国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对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影响，在具体的表现上是很复杂的。如割据政权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地理条件，即必须有地方上的经济条件作基础；而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利用地区经济条件方面的情况是有差别的，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一种情况是开发，一种情况是滥用。从总的倾向来看，南方的割据政权大多注意于开发，北方的割据政权则滥用多于开发。这是因为：第一，北方的割据大多表现为政治上的混乱、纷争，极容易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南方的割据，比之于北方的混乱和纷争来说，显然要安定一些，因而有可能对自然资源作合理的开发。第二，由于北方开发较早，北方割据政权可以滥用这些已经开发出来的经济成果；南方开发较晚，南方割据政权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更多地致力于开发。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的割据，还有南宋和金的割据，大致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再如统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也有两种情况。一是夺取和占据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统治全国的基础，如汉、唐都以占据关中地区作为统一全国的第一步。二是统一皇朝的中心所在地并不是丰腴的地区，但由于能够比较好地控制了重要的运输渠道，从而掌握了必要的生活资源和生产资源，因而也能使统一得以存在和发展，如唐代后期，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即是。
    地理条件影响到历史上政治统治局面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