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众史学的构建
    美国公众史学的理论框架与教学模式源于其特定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更新修正。公众史学在美国蓬勃发展，其活力、宽容与创新精神既立足于学院，又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畴，可谓“他山之石”，对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探索：
    (一)作为一个专门领域，公众史学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
    尽管跨学科的特性使得这一学科难以定位，但厘清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仍十分重要。与中国史学界的同仁探讨公众史学的定位时，我常常面临的质疑是：“公众史学的理论在哪里”或“究竟谁有解释历史的方法和权利”。这些质疑的理论前提是：从“公众”产生的那些杂乱无章的“信息”不是真正的知识；只有经过严格史学训练的专业人士才能解读历史、撰写历史、传播历史。但这一理论前提本身就值得商榷。这些质疑涉及理论探索应该从哪里开始，以及如何提出实质性问题。这与公众史学在美国起步时面临的挑战类似。当时，公众史学是为解决历史专业学生就业危机应运而生的，所以很难为正统历史学接受。不少职业历史学家依然理所当然地垄断着历史知识的产生、解释和传播(21)，质疑排斥公众史学的实践。
    长久以来，我们试图填补公众史学家和传统史学家之间的鸿沟。其实这鸿沟是不存在的假设，因为公众史学，用杰克·霍尔(Jack Holl)的话，“属于另一种不同的历史”(22)。我认为这包括公众史学的服务对象、研究范围、核心命题、调研方法、所依赖和倡导的文化传统等，这些差异决定了从传统历史学的角度来界定公众历史的内涵和外延是行不通的，而公众史学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是否行得通也并不取决于传统史学家们在学院里辩论的结果。
    (二)公众史学与传统史学发展相辅相承，并不矛盾
    自媒体的兴起意味着知识产生和获取的途径更多元、更民主、更活跃，意味着历史知识产生、解释和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让人人成为历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够成为历史学家，如陈新教授所言“自媒体时代，为人人成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优越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具有史料甄别能力和历史反思能力的历史人，更不能就此认为人人都可以迅速具有一个理想社会所追求的价值观”(23)，因为职业历史学的方法和技能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信息或知识的批判性、分析、比较、应用，对历史的深度体验、对历史真实性的求证、对历史环境的尊重和保护，对历史感衍生的社会责任感的形成，都需要经过长期严格的专业训练——历史的严谨、客观、公益并没有也不应该因为公众的参与和自媒体的介入变成消遣，变得容易。
    与之类似的是在传统的新闻传媒领域，保守的新闻记者蔑视“社会媒体/自媒体”和由之产生的“公民新闻传媒”，担心其职业标准受到挑衅。然而，尽管有各种质疑和担忧，“在自媒体时代，公众的博客、微博等个体进行历史表达的空间日益扩大，已经进入到新闻传媒界”(24)。“公民新闻传媒”为职业新闻记者对社会媒体产生的大量信息作职业评判、筛选、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同样的，我相信公众史学并不对传统历史学者或任何职业人士及管理机构构成威胁；相反，它提供了更多机会让历史公民化，从而更接近真实，有益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活跃思辨的公共空间是任何文化发展公众史学的必要条件
    既然是发掘被主流历史排斥的部分、被边缘化的集体记忆，公众史学不可避免要挑战权威，不可避免具有政治敏感性。王希教授谈及开展和推动公众史学的前提“公共空间”和“公共社会”的存在及其合法性的问题。他认为“在一个思想被禁锢、学术研究受到严格控制、史学解释必须尊重官方意志、史学问题不允许辩论的国度，不可能有真实意义上的‘公众历史’”(25)。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公共空间是存在的，公民参与历史的解读与传播是存在的。以城市历史保护项目为例，虽然受经济利益驱动，有时不顾历史原真性，在民间的历史和记忆交织产生的建筑景观往往不被重视，不被列为保护对象。但与居住在历史街区的人们交流，口述历史成为挖掘城市记忆的有效手段，于是我们有机会认识到另一种历史的存在，而这种历史也需要我们的专业知识从而得到更好的整理和保护。的确，公众历史项目的命运常常取决于政治意志，但话语权共享的公共空间不仅存在，而且日益扩大，所以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一活跃思辨的空间。
    (四)公众史学案例库的积累是原创性理论产生的土壤，也是构建学科体系的重要前提
    具有政治敏感的史学实践也意味着文化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学术界至今没有创立一套理论框架来指导实践和公民对话，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大陆没有高校建立公众史学项目培养学生(26)，没有持续的力量支持公众史学项目。换言之，中国缺乏原创性理论产生的土壤，也缺乏经过专门训练的师资及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生。和商学院类似，公众史学教育需要首先积累大量的案例，尤其是相当数量的高质量的第一手数据，进而对这些实践经验进行批判分析，搭建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下特有的理论框架。其次，在这一框架里，培养一系列相关技能和职业素质，并建立相配套的评估体系，从而最终孕育其特有的学术传统。因此，在中国建设发展这一学科，应该通过带领学生依靠本地历史资源进行实地调研等项目，进入与历史相关的公众领域，在实践基础上发现规律，作理论探索。没有本地案例库和相应的归类分析总结，就不可能在理论方面有原创性的突破。
    几点建议
    在中国建设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设立相应的本科、硕士、博士项目，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我认为应力求理论与实践并重，既让学生掌握这一领域的核心命题和实证研究，接触到最前沿的理论动态，又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公众环境以培训相关技能，并通过实践反思这些理论。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综合性大学应该充分利用整合各学科资源，立足公众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设置相关方向(27)，例如：
    1.城市历史保护：该方向致力于城市历史的解释、管理、保护及规划。
    2.公众史学与大众传媒：该方向顺应历史知识的传播解读与各种媒体关联的趋势，致力于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历史知识，并撰写历史文学、史学普及读物等。
    3.公众史学与影视(影视史学)：该方向关注历史电影片、纪录片等撰写与制作；这是目前中国公众史学实践迅速发展的领域，但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奇缺。
    4.文化遗产史学：该方向致力于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关注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史学、民间文艺史学、博物馆学(文物、遗址、纪念地保护等)等。
    其次，公众史学应该在地化。具体包括课程设计里融入本地历史的学习、研究。譬如，城市历史文化保护项目大多发生在本地环境，所以资料收集、数据分析、实地调研也是在本地层面。掌握本地史以及相关研究方法，让学生将项目放在相对宏观的区域范围，并能将口述历史与遗产保护作为公众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还应开设适应中国文化、以历史技能为核心的课程。
    最后，公众史学的实践与教学需要超越传统教师培训框架的一套专门技能和素养。如前所述，作为一门刚刚新兴的学科，公众史学项目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经过专门培训的老师教授课程、指导学生。美国在公众史学发展之初就开设了公众史学教师培训，这次师资培训的参与者后来都积极投入到公众史学的教育和学科建设中，为这一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可借鉴这种培训的理念和模式，通过专家讲座、高级研讨、实地参访等形式，探讨公众史学与相关领域如何交织演绎，如何与公众共享历史话语权。同时还应鼓励从事公众史学实践的人士参与师资培训，现身说法，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
    注释：
    ①⑧Robert Kelley, "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 The Public Historian, 1 (1), 1978, pp. 16～28, p. 8.
    ②Carl Becker, "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7 (2), 1932, p. 221.
    ③Michael H. Frisch, A Shared Authority: 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and Public Histor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④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年第5期；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王渊明：《美国的公共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姜义华：《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变》，《复旦学报》1995年第3期；杨祥银：《美国公众历史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陈新：《从后现代主义史学到公众史学》，《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1期；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众史学的起源、发展和挑战》，《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姜新：《20世纪美国公共史学与中国应用史学的不同命运》，《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陈新：《“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术框架》，《史学月刊》2012年第3期；陈新：《自媒体时代的公众史学》，《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王希：《西方学术与政治语境下的公共史学：兼论公共史学在中国发展的可行性》，《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孟钟捷：《从德国模式谈公众史学的学科建设》，《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