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国内学者关于明代社会史研究回顾(4)
六、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问题是90年代出现的新的研究领域。 关于明代社会问题的研究《明代的社与会》(陈宝良,《历史研究》1991 年5期)对明代形形色色的社与会进行探讨,指出二者的起源不同但含义大体一致。体现了群体意识,这是明朝人乃至中国人或东方人的生活特点。《明代的流氓与流氓意识》(王春瑜,《社会学研究》1991 年3期)论述了流氓意识在明代经济与文化领域中的腐蚀作用,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并影响到政治领域。《晚明士风漫议》(刘志琴,《社会学研究》1992年3 期)和《精神分裂的时代:明代文人社会现象分析》(高小康,《天津社会科学》1992年3 期)研究了明代文人的社会现象与风气。《悍妻与17世纪前后的中国社会》(赵毅、赵轶峰,《明史研究》第4辑)一文,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悍妻这一社会历史现象, 再现了17世纪前后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认为对非主流社会现象的研究,将有助于纠正对主流现象研究产生的偏激。《理论的崩溃与理想的幻灭--明代中后期的仕风与士风》(谢景芳,《学习与探索》1998年1 期)认为政治上专制黑暗,经济上的动荡与萧条,文化思想、伦理道德与传统的悖离等,使进退两难的儒家官僚及士人受到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折磨。《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孟彭兴,《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94年2 期)认为商品经济的发达带来了城市的繁荣,社会风貌亦随之发生了变化。但明代的城市没有成为真正的工商业中心,并未产生市民阶级。《江户时代的町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刘凤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6期)对17、18世纪的中、日都市商人的社会地位、 社会价值进行对比研究, 认为这种差异的实质是两国封建文化的差异。 它决定了两国在19世纪中叶转型时必然走上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欧人文主义文化与明朝市民文化》(马涛,《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2 期)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了西欧人文主义文化与明朝市民文化的异同,探讨了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和两种文化发展的不同途径。《明清时期上海地区学风的嬗变》(马学强,《史林》1998年2 期)论述了明末清初上海学风的嬗变过程,认为上海学风受苏州的影响较大,近代开埠通商以后,学术文化地位日益提高。 关于社会风尚问题的研究概述性研究有《明代商贾与世风》(陈大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一书,以明代小说为主要研究资料,探讨明代商贾势力兴起、发展、膨胀的过程及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等问题。《从风俗的角度分析明王朝覆亡的原因--读顾炎武〈日知录〉》(姜观吾,《盐城师专学报》1991年3期)从贪婪之风、奢侈之风、 兼并之风、干进之风、猜忌之风等方面论述了社会风俗的败坏是明王朝覆亡的症结所在,认为顾炎武通过风俗改造来端正人心的主张是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暴鸿昌,《明史研究》第3 辑)认为晚明的奢靡之风虽然表面上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但它所反映的却是一种虚假现象。《明清时期官僚经商的文化透视》(王剑,《史学集刊》1996年1期)论述了明清时期官僚经商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 而且也是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并探讨了这种现象对明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中明茶人集团的饮茶性灵生活》(吴智和, 《史学集刊》1992年4 期)认为明代的茶人集团是由文人中对茶品有相同嗜好而又具有集体共识的人组成的团体。他们的性灵生活在明代中期形成一种完成型的内造趋向,渐至鼓动时代风尚,成为文人集团普遍追求的生活文化模式。吴智和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著成《明人饮茶生活文化》(明史研究小组1996年7月印行)一书, 全面地研究了明人饮茶生活文化的发展脉络及隐含的时代含义。认为茶人在明代中后期的出现,深含时代的意义,饮茶一道的精致化、专业化、合理化,促进了文人茶系的蓬勃发展,具有值得重视的生活文化内涵。 关于地区生活习俗及风尚的研究《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赵世瑜,《历史研究》1992年5期)系统研究了明清华北地区庙会, 并探讨了它的文化娱乐及商业贸易功能。《明中叶以来山西民风的变化》(张正明,《晋阳学刊》1995年3 期)论述了山西由自然经济结构比较典型的社会区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民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作用和影响。《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王振忠,《中国史研究》1992年2期)论述了河下鹾商社区的形成过程, 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发展,盐商文化对扬州市民社会的影响以及盐商文化对明清社会风尚形成所起的作用及最后走向衰落的过程。《论明清江南社会的结构性变迁》(王翔,《江海学刊》1994年3期)从农村经济、 婚姻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探讨了明清之际江南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封建社会旧秩序没落的最初迹象。 关于会馆的研究《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及其作用》(洪焕椿,《中国史研究》1980年2期)认为,苏州地区的会馆、公所, 主要是商业性的组织。它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对商品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明清时期的会馆并非工商业行会》(吕作燮,《中国史研究》1982 年2期)否定了会馆是行会的观点,认为会馆是同乡组织,而不是同行组织。王日根的研究用力较多,发表了《明清时代会馆演进》(《历史研究》1994年4期)、 《明清会馆与社会整合》(《社会学研究》1994年4 期)考察了明清会馆的演进历程,对会馆兴起的动因、发展的阶段性、地域的差异性、会馆在社会整合中发挥的独特作用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试论明清商人会馆出现的原因》(张明富,《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1期)一文认为, 商人会馆出现在明发展于清的主要原因在于:明清时代的市场扩大、商人增多;士大夫对商人及所从事职业的认同;商人归属感的需要;协调商业利益和实现求利目的的推动等。 关于宗教问题的研究《明代民间宗教反政府活动的诸种表现与特征》(王静,《南开学报》1987年2期)对明代民间宗教的教派、 活动的区域、活动的内容、活动的性质等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民间宗教活动的性质比较复杂,不能全部划归农民革命斗争的范畴。《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喻松青,《历史研究》1987年2 期)主要探讨了明清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的影响和作用。认为其影响和传播区域是十分广泛的,随着历史的进步,这些民间秘密宗教的积极作用日趋消失,但消极影响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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