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这一课题，已有诸多论著从不同角度阐述过它。就徽商的活动范围而言，前人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的沿海、沿江地区的各大城市，特别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东南市镇。（注：曹觉生：《解放前武汉的徽商与徽帮》，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王廷元；《论明清时期的徽商与芜湖》，载《安徽史学》1984年第4期；陈忠平：《明清徽商在江南市镇的活动》，载《江淮论坛》1985年第5期；周志斌：《明清时期南京徽商》，载《江淮论坛》1988年第4期；陈学文：《明清徽商在杭州的活动》，载《江淮论坛》1990年第1期；朱宗庙：《徽商与扬州》，载《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2期；吴仁安：《论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徽州商人》，载《上海研究论丛》1992年第1期；翟屯建：《徽商与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载《东南文化》1993年第3期，等等。论著有：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1月版等。）相比之下，对于微商在内陆地区的经济活动很少涉及，管见所及，仅有曹国庆的《明清时期江西的徽商》、《明清时期徽商在江西的活动》，张雪慧的《论明清徽商与西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关系》（注：分别载于《江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徽学通讯》1988年第1期，《徽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等。但明清时期内地经济的开发很多都有徽商的参与，徽州商人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选择明清时期浙江的衢州、严州二府作为研究对象的活动区域，原因是：衢、严二府地处浙闽丘陵的北部，与皖南丘陵南部的徽州府交界。这三府境内山岭丛杂，河谷盆地相错，同属新安江流域。新安江（又名徽、歙江）即发源于徽州府，经严州府东流，与汇入其中的衢江一同构成各地商旅往来的水路大动脉，使三地的交通十分便利。尤其是新安江，为徽商东下的必由水路。府界邻近和交通便利，为徽商在衢、严二府的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衢、严二府丰富的土产，又为商人们进行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清时期在衢州和严州的徽商主要就沿着衢江、新安江这两条水路运出当地的土产及其就地加工的各种成品，运进当地所需用品，从而互通有无。在这一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徽商在此定居下来，进而入籍于当地。与此同时，龙游商帮崛起，于是有了“遍地龙游”之说，它们的存在深深地影响了当地的社会风气。
    一、徽商在衢、严二府的经济活动
    明隆庆以后出现的《一统路程图记》和《士商类要》（注：（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并见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版。）是徽州商人所编纂的两部路程图记，主要就记载了商人们外出所经行的路线，同时也涉及他们出门必备的各种基本常识。由于徽州府与浙江的衢州、严州二府地壤相接，因此，从徽州出发到达这两府的交通比较便利。水路主要沿着从徽州发源的新安江顺流而下，到达严州府。从严州府附郭建德县“转搭横港船”（注：（明）程春宇《士商类要》，载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页250。），过兰溪，沿衢江往西，即可到达衢州府境。衢州府地处浙、闽、皖、赣四省的交通要道，龙游县尤为“金（华）、衢（州）、处（州）、徽（州）之冲”（注：万历《龙游县志》卷八《艺文》，（明）涂杰《建龙游城记》。）。陆路从徽州府出发，向南，经衢州府开化县，到达常州、江山等县，由常山县可到江西省，而由江山县越仙岭可到达福建。或向东南经严州府的寿昌县境，到兰溪和龙游等地。此外，严州府的分水县位于徽州府的东面，“上通徽、睦，下达苏、杭”（注：光绪《严州府志》卷三十五《艺文》，何希范《重建河头埠安定石桥碑记》载：“分（水）邑河头埠石桥，上通徽、睦，下达苏、杭，八闽三衢莫不由兹通透”。），交通位置也比较重要。由于徽、衢、严三地都处丘陵山地，山路崎岖，陆行不便，在现代交通手段未发展的情况下，水路就成了商旅出门的主要途径。
    明清时期衢州府辖西安、龙游、常州、开化和江山5县，严州府下辖建德、淳安、遂安、寿昌、桐庐和分水6县。二府山多地少，所产粮食甚至不能满足本地所需，（注：淳熙《严州图经》卷一《历代沿革》；天启《衢州府志·西安县治图》。）但“民富于山”（注：天启《衢州府志·开化县治图》。），这二府的民众主要就依靠丰富的山区土产以自给，而丰富的山区土产也成为商人们趋之若鹜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徽商，随着贸易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家乡的土产远远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他们就把眼光转向邻府。在衢、严二府的土产中，贩卖杉木获利最大，“杉于衢地取利最饶，而开化尤甚”。（注：康熙《西安县志》卷3《物产》。）开化由于“田少地瘠，不足一邑之食，惟栽杉为生”，明中叶时，贩卖杉木的利润最高时每年可达近十万两，“以致户鲜逋课，莅开者颇称易治”。（注：崇祯《开化县志》卷3《物产》。）清初徽州木商程某“常在衢处等府采判木植，商贩浙东、南直地方，因此常处开化”。（注：《详状公案》卷2《断强盗掳劫》，转引自滕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另一个徽商王恒到常山贩杉木，一次拼买丁氏山林即用银一千五百两之多。（注：光绪《婺源县志》卷33《人物·义行》。）严州早在宋代就有“漆、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注：光绪《严州府志》卷22《佚事》。）到了明清，“当杉利盛时，岁不下十万，以故户鲜逋赋”。（注：光绪《淳安县志》卷5《食货志》。）据乾隆《严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严州府推官宋璘“时委采木，徽大贾胡某持金为献”，被其拒绝，“贾人倍其金，公峻拒”，（注：乾隆《严州府志》卷12《遗爱》。）说明当时严州府杉木的产量很高，获利也相当可观，于是就有了商人行贿地方官要求准许采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