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其对客居地的影响
    两宋之际地处东南山区的徽州由于未遭金军的蹂躏，故在靖康之乱后，有大批的移民迁入。（注：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页291。）加上人口的自然繁殖，徽州人多地少的现象日益严重，南宋时已有大量徽人迁移到长江沿岸地区，“比年（淳熙前后）多徙舒、池、无为界中”（注：（宋）罗愿《新安志》卷1《风俗》。）。到了明清，人地矛盾愈益紧张，故小民“能以生业著於地者，什不获一，……其势不得不散而求食于四方。于是乎移民而出，非生而善贾也”，（注：（明）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4《与徐安台》，复旦图书馆古籍部藏。）明清时期的徽州成了一个高移民输出地区，史籍记载，“九州四海尽皆歙客，即寄籍者十之五六”（注：万历《歙县志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1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版，页35。），徽州商帮因此蜚声远近。
    衢、严这两个与徽州府相邻的地区，不仅成为徽商货殖之地，而且有不少商人定居当地。早在宋代，徽州蓝田商人叶万实就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挚家居“故盈川县之万石里”（注：民国《衢县志》卷11《族望表》。），据《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故盈川县地在西安县。李寿，婺源人，元至元五年（1268年）在龙游行商，入赘王氏，迁于县北龙门桥居住。（注：民国《龙游县志》卷3《氏族考上》。）到了明清，徽商在衢、严经商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主要反映在各府、县志中的“族望表”或“寓贤”、“流寓”条中。譬如，洪盛源，明洪武年间从徽州歙县来衢州贸易；程圣通万历年间由徽州绩溪在衢经营米业生意，几年后娶了西安县西河徐氏女为妻，到清顺治年间，程姓在城西大路口已聚族而居了，（注：民国《衢县志》卷11《族望表》。）这说明当时其家族中还有其它成员相继在衢贸易定居。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歙人叶光在西安县行商，后定居于龙游县的北叶村。（注：民国《龙游县志》卷4《氏族考下》。）徽人王国卿，其父“商于衢”，赴衢寻父未果，“困留南货号肄业，既又改业山货木植”。（注：民国《衢县志》卷26《杂志》。）黟且从汪正滢、李永英等都因在开化经商而定居当地。（注：光绪《开化县志》卷9《人物·寓贤》。）《太函集》中记载歙西溪南人吴荣让。由于“里俗奢溢相高，非所以示子孙也”，于是带领全家迁居到桐庐的焦山，以买卖茶叶、漆、栌（一种木材，可制器具）、栗谋什一之利，“居二十年，处士自致巨万，远近襁至，庶几埒都君”。（注：《太函集》卷47《明故处土吴公孺人陈氏合葬墓志铭》，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98。）在严州，还有徽商主持开矿工作，如建德城西有煤灰矿一处，计山34亩，清光绪五年（1879年）由徽商叶仲俊开办，窑名大立生。（注：民国《建德县志》卷2《地理·矿区》。）
    徽商有举族、举乡移徙一地就贾的传统，前面所提到的环山汪氏即是此种类型。另外，据《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鲍诚献撰，光绪初年刊本）卷十六《迁派总目》所载，鲍氏有棠公派迁浙江龙游县1例、西安县1例，概公派迁浙江西安县1例，乐公派迁浙江常山县1例。（注：转引自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1月版，页67-69。另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国家档案局二处编，中华书局1997年9月版）页668所载，浙江衢州市文管会藏有一部安徽歙县的《歙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十六卷。该家谱是从衢州民间收集到的，因此可以肯定，歙县鲍氏家族中应该有支派迁徙到衢州地区居住。）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衢州府常山县的“新安里”。“新安里”在常山大东门内南首，歙县人郑九皋于明中叶创辟。（注：康熙《衢州府志》卷29《艺文》，《常山新街新安里记》。）时人叶向高记其事云：
    定阳（系常山之古称）之有新安里也，盖鹤阳郑子创也。郑子，新安名族，以业盐侨寓定阳，因携家卜筑焉。其址在邑城之东，环数十家，皆其产也。凡新安人士流寓兹土者，郑子悉聚而居之，既洽比其邻，又念里族邱垅皆在新安，因于其地创辟一里，颜曰“新安里”，示不忘本也。……今兹闾轩敞，房舍参差，盖俨然新安故里。（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上》，（明）叶向高《新安里记》。）
    盐商郑九皋贩盐到常山，并定居当地，逐渐拥有了数十家产业，说明其经商的规模逐渐扩大，也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资金创辟一“里”之地安置新安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同时说明前来常山的徽人数量也较大，其中不少人在常山定居了下来，浓重的桑梓情结将他们连在了一起，在客居地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徽人社区。
    衢、严二府徽商的活动还可从各地所设会馆中窥其一斑。许承尧曾指出“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行各省”（注：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247。），衢、严二府几乎每个县都设有徽州会馆。常山县城小东门朝京坊新安里的徽国文公祠，建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实为徽州会馆（注：嘉庆《常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上》，郑瀛《文公祠记》。）；遂安的新安会馆设在关帝庙，也于明天启年间创建（注：乾隆《遂安县志》卷2《营建·坛庙》。）；建德徽国文公庙，俗称“徽州会馆”，在福运门内，祀奉朱熹，乾隆五十年（1785年）徽商共同建为新安公所（注：道光《建德县志》卷8《秩记》。）；寿昌新安会馆在县城东门（注：民国《寿昌县志》卷4《建置志·馆》。）；西安县也于乾隆年间创设（注：嘉庆《西安县志》卷43《祠祀》。），等等。朱熹在徽州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因此，徽商在外地创建的会馆中一般都奉祀朱文公，有些则是直接以朱文公祠作为会馆馆址。会馆的成立说明异地同籍人士已达到一定数量，这些人久在他乡异地，于是就有了联乡谊、祀神祗（朱子或关帝）的需要。不言而喻，这些活动一般都在会馆中举行。不过会馆、公所要有持续有效的感召力，使异地异业之人对其保持长久的向心力，单靠联乡谊和祀神祗等活动来维持是不够的，还要通过办善举即社会救济活动以求得客居地人们的认同和好感（注：范金民《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载《清史研究》1999年第2期。），以便在当地更好地开展活动。徽商在衢、严二府所办的义施很多。如西安县的浮石、东迹二渡为杭州、金华、徽州、严州的陆路必经之地，其中东迹浮桥由休宁商人金梅于明万历年间独资兴造。（注：天启《衢州府志》卷1《桥梁》。）雍正七年（1729年），徽商黄源兴、汪文棠等在开化捐设义冢。（注：乾隆《开化县志》卷12《杂志》。）清人余文彬在衢州经商时恰逢饥荒，城中出现平民抢米风潮。官府正要关闭城门准备镇压之时，余文彬急忙找到当时的西安县令，献“连赈平祟可弥变”之计，并先出粟二百石，其它商人也纷纷解囊，最终平息了这场民变；他又“于航埠造渡济人，捐田为经久费”，受到衢州人的赞许。（注：嘉庆《绩溪县志》卷10，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326。）姚嘉全，黟县人，“贾于衢之常山。嘉庆甲戌、乙亥，选赈岁饥。道光中，衢饥，捐银三百助赈”。（注：同治《黟县三志》卷7《人物·尚义》。）咸丰年间，徽商与开化当地人共同捐资设慈济渡。（注：光绪《开化县志》卷3《建置二·水利》。）汪成裕，徽州歙县人，居寿昌北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造南溪桥，子孙继续修理如故。此等善事不胜枚举。徽商筑路、铺桥等义举确实方便了客居地人民的生活，同时也为他们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创造了条件。
    在衢、严二地经营的外地商人除徽州商人外，主要还有江右商人、宁（波）绍（兴）商人和福建商人，但它们的势力远远不能与徽商相匹敌。不仅徽商在数量和资金上超过他们，而且，清季在各省商埠繁盛之地成立商务总会，州县设立分会，会址一般都设在徽州会馆，会长这一重要的社会性职务也往往都由徽州商人担任。如徽商之子叶华生，和其兄弟道生“共事老父经营商业”，就曾经为衢州的商会会长（注：民国《衢县志》卷24《人物志·流寓》。）；寿昌县商会和县商民协会筹备处设在南门新安会馆，会长为徽商程秉洋（注：民国《寿昌县志》卷4《建置志·会》，卷7《选举志下》。）；遂安由于僻处山隅，商务不很发达，故其商会到民国十年（1921年）才假新安会馆为会址组织商会，第一任会长是杭州人，副会长余成淦则是黟县人，行的会长章渭鎏是绩溪人，副会长胡景洛是黟县人（注：民国《遂安县志》卷5《文治·实业》。），这似乎可以证明徽州商人在衢、严二府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