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分析历史哲学领域内最重要的两位哲学家是波普尔（Karl Popper）和亨佩尔（Carl Hemple）。他们是西方分析历史哲学两个重要流派之一，即同一论派的代表人物。同一论派认为历史知识同自然科学知识并无根本差异。因此历史解释应当而且必须采用自然科学中的解释模式。另一派即历史知识独特论派对上述观点持否定意见。波普尔、亨佩尔关于历史解释的性质及其形式的论点被称为“波普尔-亨佩尔命题”，或覆盖定律命题（Covering Law Thesis）。波普尔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主观的因素影响了对问题的选择，解释渗入了叙述。历史学成为二等科学。但是，如果关于个别、特殊的事件的叙述遵循一般科学发现的模式，历史研究会更接近自然科学水准。亨佩尔于1942年发表《一般定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一文进一步发展了波普尔的思想。亨佩尔提出如果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统一体的一部分，那么历史理论也应遵循假设-演绎模式。在解释为什么某一事件以某种方式发生时借助于一般科学定律，即分析从一般定律演绎出。历史家不应满足于描述个别事件，而应分析对比相同的事件。历史家也不应当描绘某一事件，而应当指出其他先前的原因，及出现时伴随的条件。亨佩尔提出历史解释的理想模式应当是：（1）首先做出关于某类事件在某些特定时间、地点出现的陈述；（2）其次阐明关于某类现象的理论假设或一般定理。当这两项都有历史事实根据，当某一特定事件的出现能合乎逻辑地从（1）和（2）推导出，历史家便对该特殊事件进行解释了。（注：亨佩尔：《一般性定律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载于卡丁纳尔：《历史研究理论》（Carl Hempel,"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in Patrick Gardiner,ed.Theories of History），自由出版社1959年版。）
    按照亨佩尔的理论，我们便可以对英国革命这样进行解释。（1）例举叙述关于资本主义农场、海外贸易的发展，工场手工业的出现，生产技术的提高，上层建筑维持原状，同样的法律，课税制度，甚至限制某些工商业等等事件。（2）阐述一般定律或建立在对过去某些历史事件概括基础上得出的一套假设性理论，如当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发展的桎梏时，大规模的阶段斗争或革命便会发生。由（1）和（2）推导出英国17世纪内战出现的必然性、逻辑性。要大部分西方历史家承认他们在历史写作中经常采用亨佩尔所提示的这种解释途径是非常困难的。面对一系列的批评，波普尔和亨佩尔做出了进一步说明。波普尔争论说，历史家在进行解释时运用的大部分定律及原理是关于人性的一般真理。我们都信以为真，或过于熟悉，因此很少意识到他们属于一般定律。亨佩尔提出，在进行解释时，我们常模糊地提及或参照一般定律或原理。例如，当我们解释革命时，我们常指出普遍不满。但我们并没有现成的清楚明白的类似定律，例如关于不满的程度、方式及其与革命发生的可能性等等。因此，我们常不能清楚地说明这种解释后面的理论。历史家通常运用的是一种解释框架。该框架只是模糊地提及某定律和有关条件。（注：见卡丁纳尔：《历史研究理论》第351页，及波普尔：《公共社会及其敌人》（Karl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2），第264和265页。）
    应当承认，历史写作与研究很难不使用抽象性的概念，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阶级、革命等。而在这些词语后面都含有某些我们可以称为一般定律的内容。此外，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复杂性又使历史研究同自然科学研究具有重大差别。自然科学家可以较容易地分离所要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家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首先面临的是从众多复杂的历史事件现象中选择他认为与此问题有关的事件或现象。因此实际上当历史家提出研究问题和选择那些他认为与此有关的事件或现象时，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依照与某种理论框架有联系的一般性假设。例如，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首先面临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也就是定义的问题。这涉及到运用一般性理论。其次，历史研究者在选用或舍弃那些他认为与此定义有关或无关的现象和历史史料时，又进一步受到历史研究者本人的一些理论假设的影响。
    另外，即使我们不使用规律一词，我们也无法否认人类社会历史现象的确存在某些规则性。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早在200多年前就对此有过著名论述：“生育、死亡、婚姻受到个人意志的强烈影响，显得似乎不受任何规则或计划的支配，但是每年的统计资料表明，人类生活的这些重要现象同气候的变化一样受不变自然规律的支配。”（注：康德：《关于世界通史的设想》（Immanuel Kant,"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in Hans Reiss,ed.Kant's Political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41页。）人类学和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某些规则性的、群体性的、结构性的现象为其研究对象。一整套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抽象概念或亨佩尔意义上的一般性定律或理论已由这两门社会科学发展出来。这些概念、原理或理论已广泛地被运用于当代西方历史研究。任何历史家在构想、提出其研究问题和描述分析、解释历史现象时，如不参照有关的这些社会科学概念理论，或在相等水平上思维，其历史研究是会相当落伍的，并缺乏理论深度。
    当然，历史解释并不是历史写作的主要的或唯一目的。历史作品的每一篇或历史家的每一步叙述也并不都涉及或必须运用一般定律。如果这样认为，那就是忽视了历史著述的特征，把历史著述等同于抽象的、理论性的科学论文。马克斯·韦伯关于“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理论为我们认识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提供了一有趣的观点。韦伯认为“理想类型”（假设理论框架）不是实际存在的历史现实的各种特征的复合体，而是历史家所认为的那些特征的试验性的组合体。历史家总是试图把这个观念性模式套用于个别历史现象。在该过程中会证明其是否能产生分析性效果。如其分析效用明显，它便存在于它所帮助获得的历史理解中。一旦不成功，历史家试验性地建立起来的历史现象的观念性框架便消失了。这样一种对理论的工具主义的观点也许有助于打破对历史规律的过于绝对论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