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恩的理论存在某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位旅行者（历史家）在一片原野上选择一条穿越路线时，他实际上对所要穿越的那部份原野的全貌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一定了解。美国历史家明克（Louis O.Mink）正是在这方面对维恩的观点进行挑战。明克提出历史著述中出现的历史叙述框架体现了历史家对有关历史事实的某种整体看法。历史家只有在从总体上对各相关事件进行考察、判断其意义，然后才能把它们连贯成一体系。历史著述中见到的叙述体系因而表现了历史家在试图把各相关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时如何理解和判断各相关事件的。如果维恩把历史家比喻为一位旅行探险者，费尽心力地在事件的原野上探寻一条路径，明克则把历史家想象为是站在那片事件荒野之上，试图观察琢磨出历史事件的某种模式。历史叙述的框架因而是一种鸟瞰观，或“概要性的判断”。（注：明克：《历史理解分析》，载于德雷：《哲学分析与历史学》（Louis O.Mink,"The Antomy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in Willam H. Dray,ed.Philosophical Analysis and History,Harper and Row,1996），第178,191页。）
    美国历史哲学家怀特（Hayden White）同样否认历史的过去是人类生活故事的堆集，而历史家只是把这些过去的活生生的故事写出来的观点。怀特宣称叙述为主的历史著作形同“文学虚构”，其内容半是创造出来的，半是发掘出来的。其体载与文学相似。在怀特看来，叙述结构的虚构性在于它是历史家创造出来，并加于某些早已过去了的，因而不能观察或通过实验加以研究的过程和结构的模式。换句话说，历史家虽未伪造事实，而且他力图发现历史事件“真相”，但他却构造故事情节。（注：怀特：《作为文学家的历史作品》，载于甘莱瑞和科茨基编辑：《历史写作：文学形式和历史理解》（Hayden Whit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in Robert Canary and Henry Kozicki.eds.The Wrting of History:Literary Form and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Univers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第42页。）怀特的这种观点在许多地方是颇为争议的。
    加拿大文学批评家弗莱（Northrop Frye）曾提出我们所以理解故事情节的意义是因为通过我们的生活经验和三千年的文学传统，我们熟悉几个基本的故事情节：浪漫史、喜剧、悲剧和讽刺剧。（注：弗莱：《对批评的分析：四篇论文》（Northrop Frye,Anatomy of Criticism:Four Essay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第162-163,206,223页。）怀特认为从许多重要的叙述性历史著述中都可以看到这4种情节的模式。怀特在19世纪西方历史家如米希勒（Michelete）、兰克、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布克哈特（Burckhard）等人的著作中发现了与这4种形式相当的叙述体。怀特认为这4种情节模式同不同的解释策略和意识形态含义相联系。它们不仅是同已建立的文学类型相符合，更直接地是来自隐喻、换喻、提喻和反语这4种比喻形式，并激发不同的历史想象形态。怀特把这种按照情节模式来叙述历史，从而赋予历史以意义称为以情节化方式来解释历史。如果历史家在叙述历史故事时，按照悲剧情节模式，该历史家以一种方式对这些历史事件进行了解释。如果他以喜剧的模式进行叙述，他则又以另一种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了。（注：怀特：《历史形而上学：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Europ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第25和7页。）
    怀特关于叙述体的历史著述形同虚构文学作品的观点是可以讨论的。事实上，即使历史家以文学的方式叙述历史，其著述同文学也有重大差别。历史家叙述历史必须依据所谓历史“事实”。而这些历史“事实”是经过对过去遗留下来的文献及其他物件进行考证以后建立的。这同文学作品可以随意虚构有根本差异。历史家在连接一个个事件或事实，从而构成一个叙述的体系时。该叙述的体系，或叙述的框架也并不是历史家可以随意构造的。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不论是叙述的逻辑或对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相关性的解释同历史事件的“真实结构”都有某种联系。美国历史哲学家奥拉夫森（Frederick.A.Olafson）和卡尔（David Carr）的理论可以说是对怀特历史叙述虚构性观点的某种反驳。
    这种理论可被看作是一种折中的观点。它认为历史本身就呈现一种故事形态。虽然不只是一种故事形态。因此叙述的结构不完全是历史家构造的。奥拉夫森认为“叙述的结构性源于人类行为的理智性模式”。“历史家首先研究的事件是人的行动。历史叙述因而可以被理解为是重建人类行动的序列。其中一个行动及其后果成为后来一系列行动的前提”。因此历史人物的行为往往是伴随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理智性思考或推理：我想做成某件事，目前的处境，出现的机会或障碍，达到目标的手段，我因而只能怎样行动等等。正是这些伴随人类行为的思考推理连接那些历史家所要描述和解释的一系列事件。历史叙述的体系便源于对这些联系性的分析的结果。（注：奥拉夫森：《人类行为的辩证法：对历史学和其它人文科学的哲学解释》（Frederick A.Olafson,The Dialectic of Action: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Humaniti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第151和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