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会议的政策意义及其后续
        首届全国工商会议是一个历史的衔接点。它在民国元年召开，既是民初经济政策的背景，又是其开端。在此之前，还没有过官方与商民聚集一堂、平等地共商政策的情形。因此它又是经济政策史上气象一新的亮点。借会议召开之机，各地资产阶级组织的商会还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显示了资产阶级的热情和抱负。正是政府部门与实业界上下一心的良好气氛，为政府初步形成并进一步完善其经济政策提供了条件；从迅速制定各项经济法规开始，会议决议案所提问题与相应的政策要求和建议，大都成为此后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注：北京政府政策内容，参见拙文《论民初经济政策的扶植与奖励导向》，《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就工商部召集此会的用意而言，本届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代表和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正如刘揆一在闭会时所言，他希望代表们“回家将本部与民兴利、上下一心之诚意，报告于全国父老子弟。凡民间兴办各项新事业者，本部断无不竭力维持保护，助其发达。”（注：《工商会议报告录》，开会式及演说，第29页。）
        刘揆一既指明了政府的职责所在，同时也坦言工商部单独努力的严重局限，及对政局稳定和财政实力的依赖。“工商部成立以来，对于国内应注重之基本产业及种种补助工商业之机关、保育工商业之政策计画甚多。所以见诸实行尚少者，一则各省秩序尚未恢复旧观，一则中央财政全无收入，借款复久无成议，所以本部政策徒托空言。”在有关补助实业的议案的讨论中，工商部特派员也曾经透露在次年的预算“关于补助整顿茶业之款甚多”，但是能否兑现还“须与财政部交涉”并经国会通过。（注：《工商会议报告录》，议决案，第263页。）刘揆一还表示：“但使中央政权渐归统一，财政稍为活动，则本部所有计划，各必次第施行”。（注：《工商会议报告录》，开会式及演说，第30页。）但工商会议作为一次带有协商性质的咨询会，其所议及的措施和倾向，能否通过与统治集团的所谓交涉达成共识，并未明了。所以，首届全国工商会议固然意义重大，然而从中也能够预见，民初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正可谓任重道远，前景既不明朗更难容乐观。此外还必须指出，本届工商会议对于官办垄断实业的确是依历史经验予以了否定，然而在针对经办困难和处于滑坡状况的行业的提案的议论过程中，已可见要求政府出面干预和整治的苗头，工商总长也有对基本产业实行保护则“宜归国有或官办”的说法。这一苗头，当经济形势发生推移或政权易主时，就可能逐渐滋长而成为主流。
        时隔13年之后，1924年9月北京政府农商部再次召集了历时15天的全国实业会议。该会原定分实业代表会议和实业行政会议两个阶段，设想先由代表讨论并议决议案，再交由各省实业长官及时会商付诸实施。但是，由于时局不靖、交通不畅，各省的实业官员无法按时聚会北京，实业行政会议被迫取消，整个会议可称半途而废。实业会议虽然可以视为工商会议在北京政府时期的继续，但此时政府经济政策已经颓败，实业界旧困未解又添新愁，会议的政策意义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二、南京政府的全国工商会议
        （一）先行召开的全国经济、财政会议
        1930年11月，南京政府也在南京召集了又一次全国工商会议。此时南京政府已建立数年，其间召开的会议很多。在国民党政权的党的系统方面，从1924年一大作为政纲开始一直到1935年开幕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包括各届中全会在内不下20次。对于“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与实业建设计划”，“每年均作切实之维护与阐扬”；而在政府系统方面，自1928年政府按照“建国大纲”组成后，为经济建设计划的方案讨论及实施准备而召集的会议，从大学院的第一次教育会议开始，其后有财政部的全国经济会议及第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交通部的全国交通会议，内政部的第一、第二次民政会议。农矿部的垦务会议、林政会议、农政会议，工商部的度量衡推行委员会、全国度量衡会议、全国工商会议、商品检验会议、煤业会议，以及气象会议、公路会议、水利会议等等，“凡此会议计主要者20余次”。（注：吴承洛：《中国经济建设计划之实施与苏联之比较》，《实业部月刊》，2:1,1937.1.10。）其中除全国工商会议外，与实业政策之宏观关系较近的有全国经济会议和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经济、财政会议的召集较工商会议为早，这里对全国经济会议予以择要介绍。
        1928年6月20日至30日，全国经济会议在上海召开。该会由政府财政部出面召集，“财政部长为预备全国财政会议，及训政实行时期之财政方案起见，特将原定政策及施政方针，先在上海召集经济会议，咨询众意公开讨论”，“聘请国中实业界金融界之声望卓著者，与夫各商会之领袖，及经济学识专门诸彦为委员”。（注：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7页。）事实上，参加会议的120名委员中约有70人是银行界和实业界的头面人物及财经专家学者，而银行实业方面的委员有70%属于江浙资本集团，以虞洽卿、王晓籁、荣宗敬、李铭、钱永铭、张家璈、宋汉章、陈光甫和徐新六等人。（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书前委员像片简介及第19-22页。）会议开幕时，委员代表张家璈在财政部长宋子文致词后答词，指出实业界对国民军的巨大支持，“即如上海一埠捐输征募前后将近一万万”，希望“今日以前为军费的财政时期，今日以后为经济的财政时期”。（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17页。）休会时宋子文表示，10天会期的成绩是“诸君数十年受军阀官僚外人种种压迫之经验及平时之希望，与数年来学问上之研究”的结果，虞洽卿则认为“此次实业界所提各议案，即为诉苦之一斑”。（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第586、588页。）可见银行界和实业界人物对自己从北京政府以来所受的困苦，以及对国民党的国民革命所忍痛作出的奉献，是念念不忘的，并且他们真切期望，不但财政从战时的强制聚敛军费走上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正轨，而且南京政府能够为实业界解除困苦。
        全国经济会议议决案21项，包括5项内容：筹议裁兵从事各项建设、统一财政划分国地收支、清理公债提高证券信用、保护贸易增进国民生计、整理金融确定银行制度。（注：《全国经济会议专刊》，“财政部报告经济会议议决要点呈国民政府文”及其附录二，第592-596页。）将全国军队84军余减至50师，人数由200万减至50万，军费由近6.43亿元减至1.92亿元；划分盐税、关税、常关税、烟酒税等15项为国家收入，田赋、契税、牙税等10项为地方收入；清理公债以提高债信；整理金融并规范银行制度。与实业政策关系密切的是保护贸易增进国民生计一项，议定办法中，除从速收回关税主权、保护国内物产和整顿金融、减低息率及恢复交通、便利商运外，还特别提出：（1）“凡在军事期内扣留之船只车辆，以及暂由军人保管之各厂各矿，请政府分别情形，如数发还原主”以保护商人财产，（2）“请政府从速制定劳工法、工会法”以调和劳资纠纷，（3）“请政府免除国货之苛捐杂税，一税之后遍行全国，不再重征，并畀以国有铁路减费运输之利益”以切实保护和提倡国货。
        全国经济会议召集的6月初，南京政府宣布统一但立足未稳，特别是财政形势严峻。此时财政部长宋子文急于召集经济会议，完全是为了在战乱之后将政府财政纳入正轨。该会议由财政部主持，内容以裁兵减费、编制预算、划分国地收支和整顿银行金融为主，与会非官方代表也多是银行界的巨头，会议地点设在上海，在江浙资产阶级倍受勒索摊派之苦后给予一次诉苦的机会，更是宋子文与其调整关系，以期在今后新的财政制度下获取继续支持的一个步骤，因此，名为全国经济会议，实际上实业界代表和学者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为银行家作陪，更没有工农代表参加，（注：药群（音）：“民生主义与财政会议”（《先导月刊》，1928.8.15）对全国经济会议有激烈的批评：“应该邀请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对等参加”，否则就犯了“代表资本家的嫌疑”，“定要导致一边倒的政策”，因为“经济政策总是与政府各部、局和全体人们相关连的”。转引自（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5-66页。）确切地说是一次财政协商会议。全国经济会议结束后，完全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官员参加的全国财政会议，就紧接着于7月初在南京召开；该会宣布要“全面整理外债”，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所借外债并定期偿还。（注：参见全国财政会议秘书处编：《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商务印书馆1928年。）全国经济、财政二会的议决案，经宋子文归纳为6项主要内容，在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以《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提出并获通过。但由于其基本上都是宋氏提出的财政政策，涉及经济政策的部分很少，因此，在决议中被直接称为“关于财政之建议案”。（注：《革命文献》，第79辑，1979年台北版，第107-109页。）经济政策未定而财政政策先行，这也从一方面说明财政问题在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