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首届全国工商会议相比，有一定的相同之处，还在讨论一些尚未解决的老问题如厘金税制、币制金融、度量衡等。出台的政策也以前政府的努力为基础，有连续性--南京政府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但更多的则是不同，毕竟近20年后已经是时过境迁。又出现了诸如劳资关系、实业救济、失业问题、集中资本联合经营、科学管理与合理化等新议题；会议的地位有所不同，特别是民国元年党派政治、议会道路尚不成气候，国会、议院、约法等名存实亡，由各派系军阀和政客充斥其中的政府部门，就可以左右政策取向，而民国19年已进入了“以党治国”和“一党专政”的训政时期。
        北京、南京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大不同，是有无执政党及“党”与经济政策的密切关系并起决定作用；1928年的《训政纲领》就规定：“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注：《中华民国法规汇编》，中华书局1935年版，第一编法源第三类中国国民党宣言及决议案，第45页。）国民党的中央政治会议、中全会等才是经济政策总方针和指导思想的决定者。所以，工商会议与经济政策决策中心的距离被拉大；至于党治的烙印，“中央党部代表”孙科在开幕式上表示：“政府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人民能够一致注意工商业，要想发展国家的经济，便须与政府合作才能够实现。发展工商业虽然是政府的事，工商界更应该一致拥护政府，帮助政府负起这个责任”，他还断言：“除了中国国民党能够建设新中国外，再没有别的东西能够。也只有拥护中国国民党来完成建设，再没有第二个方法了。如果不信仰国民党，不用这个方法，那么只有共产党的法子了，只有走到失败的路上去，走到消灭的路上去”。（注：《全国工商会议汇编》，第4编，第4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这就是孙中山的继承人和追随者的观点，这种形势不容回避。
        因此，这样的会议无疑不是工商业者畅所欲言地诉不满、提要求以供政府采择那么单纯，而具有了相互参考揣测并由工商会员接受、适应政府既定思路的含义。工商会员本身也并非团体推选，而是由政府指定和蒐选。当然，这与1930年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组织商会、同业公会等的力量，已被极大地削弱有关。在基本工业这样新旧交织的问题上，不再出现首届会议上对官营业垄断同声斥责、对官商合办弃如敝屣和力争自由经营的局面；虽然在“那时候国营私营之争相当剧烈”，（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商经济组编：《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但工商会议所传达的主要信息，则是国家兴办的提议压倒了奖励民营的呼声，基本工业应原则上、基本上由国家经营，私人资本经营范围不得明确，民营业改居于辅助和补充的地位，无形中成为或早或晚必然实行全面国营政策的铺垫。还应当指出，对于不同的资本属性及经营方式的名称，已基本上由前政府时期的官有、官办和民营、商办，改称国有、国营及私有、私营。在这一系列转变中，当初“宜归国有或官办”的萌芽已经成为主流的倾向。
        北京政府时期的全国工商会议有一个实业（代表）会议作为后续，而南京政府自此次全国工商会议后，就再未召集过类似的会议。会上曾有工商代表提出“工商会议应每年举行以促进我国工商业之进行改良案”及“拟请政府组织工商会议议决案策进委员会，并酌定工商会议大会期，俾实现官民合作促进全国生产”的临时动议。后者提议选举代表组成“工商会议议决案策进委员会”，联络工商界与政府并辅助政府将议决案付诸实施；还要求工商部每年召开一次工商会议，报告议案实施情况，以“表示官商合作之真精神，而免蹈以往只有会议而不见实行的覆辙”。（注：《全国工商会议汇编》，第2编，第49页。）这一提议遭到政府官员的激烈反对而被否决。在讨论时，李权时（身份是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经济学季刊》主编）发言说：“请会员诸君大家明白自己的本身地位：工商会议既不是国民会议，又不是立法会议，仅仅是一个向工商部建议今后如何推进中国工商业的会议，决无监督工商部行政之权。所以，本会议既是工商部自动召集征求全国工商界的意见，则决议案也只是要交给工商部自动之执行就是了。”应该说，李权时的意见是比较冷峻、理智的。工商会议在官方看来，的确没有什么硬性约束力，更不容许有监督行政之举或提议。其实在两年前的全国经济会议上，也有吴鼎昌提出“创设中国经济会议”的议案，谓“德国经济议会制度实为中国今日最可仿行之模范”，提出常设经济会议，“藉以免却经济政策上新旧左右之争”，“经济问题独立解决，不假任何特殊力量”，（注：全国经济会议秘书处编：《全国经济会议专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475、480页。）但未获议决。李权时一语道破了此次全国工商会议（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上次会议）的局限所在，它不仅是咨询性的，而且是临时性的。
        舆论对此次工商会议的评价，有的认为其提案“除一部分外，大都系原则的主张……实际的调查及设计却不多见”；（注：天津《大公报》，1930年11月6日。）有的提出“第一，政府宜有真挚之诚意，不应以会议为装潢门面编造报告之工具；第二，择一二简单具体之事，努力促其实行，以表现此度会议之效率”，不要象年前农矿部召集的全国农政会议那样，虽然一时热烈，但很快就被人淡忘；（注：天津《大公报》，1930年11月11日。）还有的认为这种会议，“并不是训政时期的党代表大会，也不是宪政时期的国民代表大会，又不是德国战后的经济会议，更不是普通立宪国家的国会，所以它在根本上是一个没有代表性质的会议。不过由中央有关部处会和地方政府派几位有职守的人员，并由工商部聘请许多领袖和专家，相互交换意见，讨论出发达工商业的具体方案，供主管的工商部采择而已。”（注：《申报》，1931年11月5日。）由以上所述可见，南京政府全国工商会议的规模和盛况，并不能消除多方面在政策需求上的分歧和矛盾，与会的实业领袖和专家对政府的政策产生影响力的局限性，在会议期间就已有明显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