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君之道如此，那么，为臣之道呢？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君臣之间的关系被规定得非常严格，君臣之间是尊卑关系，主奴关系。特别是随封建专制制度的逐渐完善，君臣关系中那种绝对服从的专制主义因素更是日益强化，“君为臣纲”的封建道德规范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成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价值观念。司马光生活在北宋时期。这是一个需要全面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同时，由于程朱理学地位的显赫，也是一个封建纲常名教甚嚣尘上，封建道德观念日益强化的时代。统治与服从的君臣关系在这个时期更为推崇，司马光的思想自然不可能不受其深刻影响。较之以往，司马光更加强调了“君为臣纲”。
    司马光认为，“臣之事君”就如同“妇之从夫”一样，应当“终身不改”，“有死无二”认为人臣之大节，惟在忠君。他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冯道之为人为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冯道初事燕帝刘守光，任参军；后燕为后唐所灭，道改事后唐，位至贵显；凡五代数十年，冯道亦历五朝、八姓，且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并自作《长乐老叙》，叙述累朝荣遇之状。对此司马光痛加斥责：“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卷291）可见，司马光十分强调忠君的从一而终性。
    不过，司马光强调忠君却并非提倡愚忠。他认为，作为忠臣，发现君主有过，就应大胆进谏，看见君主举止失道，就应匡主之行。他指出，敢不敢向君主进谏、力谏，应是臣下是否真正忠君的重要标志。在严格的封建纲常名教体系内，司马光敢于提倡臣下向君主进谏，提出惟忠臣方能死谏的信条，这就为传统的“君为臣纲”的封建道德准则做了辩证的也是更为完整的诠释。
    在《资治通鉴》这部书中，司马光笔下的骨鲠之臣，敢谏之官，是为数众多的。上文提到的东汉光武世大司徒韩歆便是一例，可惜光武帝不能识之、容之。反面的例子也有。西汉惠帝时，皇帝为了朝见太后不至过分扰民，乃另筑复道。奉常叔孙通虽认为这样做似乎有于高祖非礼之嫌，但又称曰：“人主无过举。”认为若改弦易张，岂不令百姓闻其过？对此，司马光发表了一段极有哲理性的见解：
    “过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圣贤为能知而改之。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哉！……由是观之，则为人君者，固不以无过为贤，而以改过为美也。今叔孙通谏孝惠，乃云‘人主无过举’，是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也，岂不缪哉！”（卷12）
    既然错误是任何人都难免的，那么君主也不会例外。作为臣下，若不能出于公心，指出君主过错，以共图社稷大业，而只知一味巧言媚上，替君主文过饰非，那只能是一个误国又误君的佞臣。司马光的见地不能说不尖锐。当然，对于如何为人臣，司马光并不是单方面强调人臣之所为。司马光曾明确指出，君明臣方直，“君恶闻其过”，臣之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可见，在君臣关系上，“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卷192），只有贤明的君主，才有忠直的臣属。
    君臣关系的内涵是丰富的，固然，专制主义、绝对服从、君为臣纲的信条在君臣关系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中国古代社会那种社稷重而君轻，虽亡国天子不可失道的传统政治思想，却也被长期地保留下来，不仅在一定的条件下相当程度地发挥着它的作用，而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从而潜移默化地筑成了封建政治的更高道德准则。汉大将军霍光受武帝之托，辅佐幼主，然而却两易帝室，以绝大的勇气和魄力进行了王位颠覆。司马光不仅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而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极高的赞誉：“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加此。”（卷25）显而易见，对以国家和社稷大业为重的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君臣观念，力倡“君为臣纲”的司马光并非不加分析的一概排斥，当君主的德行与社稷利益发生冲突并面临两难选择的非常时刻，司马光是倾向以国家为重、社稷为重的。
    司马光提倡的为臣之道也具有矛盾对立的双方：臣下对君王要有死无二，竭诚尽忠；而一旦君主昏乱无行，则当废此无道之君，以社稷为天下第一。这样，矛盾的双方最终被统一在彻底维护整个地主阶级国家利益的共同体中。
    当我们将司马光关于君、臣两方面的论述结合起来考察时，还可以看到一组互为依存的矛盾关系：为着地主阶级国家的利益，为臣要忠实于君主，为君要权归于一，以威福行事；同样为着地主阶级国家的利益，为君应处处约束言行，不可失度，君无道臣则可以废旧立新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
    司马光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还体现了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以及在矛盾转化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
    南朝刘宋立国不久，帝刘裕西进攻入关中，而后留王镇恶驻守，但私下又嘱托沈田子应对其有所防范。司马光深以此种处理不妥，既然已“委镇恶以关中，而复与田子有后言”，岂不是“斗之使为乱世”吗？（卷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