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正统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思想相辅相成的传统政治道德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礼治、仁政、尚贤、重民。春秋末年，儒家鼻祖孔子针对当时动荡不安的政局，尖锐的阶级对抗，首先提出了“礼”的法则。即君臣之间、尊卑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应当遵循的礼，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也。儒学的继承者孟子，作为对君权神授、专制主义学说的重要补充，提出了“重民论”。即把整个贵族阶级及其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认为个别不善于执政的君王是可以“变置”的，提出了“民为贵（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震惊古代思想界的著名理论。（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无论是孔子的“礼”，还是孟子的“重民”论，其在理论上阐述的都是君主与国家、君主与臣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孰重孰轻以及如何摆位置、处关系的问题。孔孟大师的用心可谓良苦，其见识也确实高远。他们并不简单地认为一味以威福行事，无限度奴役百姓就一定能维系君主的绝对权威，万世不变的帝王家天下。在他们看来，社稷江山的兴盛衰亡是君王统治得以存在的先决物质条件，而被统治者的心理趋向则是君王统治得以稳固的决定性因素。不能不看到，这种传统的政治道德准则，一千多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封建中国的政治生活，对绝对专制正统学说起着有效的协调、补充效用。以史为鉴的司马光，站在为统治者总结统治经验的立场，以研究历代盛衰为途径，在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的过程中，充分汲取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道德学说中这一优秀思想成果，加以阐发，并从其与正统儒学的相互关系中发掘了君臣二者互为依存互为转化的辩证关系，从而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君臣观。
    如果说孔孟学说对于司马光辩证史观的形成，尚只是源远流长的间接承继，那么前朝唐代君王们的统治经验，特别是唐太宗“文治”大业中的新思维，则直接铸成了司马光辩证史观的思想素材。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他知人善任，在用人政策上具有很明显的辩证意识，他认为知人要兼明善恶，用人要舍短取长，驭人要人尽其才、信而不疑。他从善如流，兼听纳下，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为人大须学问”，在君臣观上认为君臣相辅，事同鱼水，共治天下。他善于以史为鉴，深知“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强调君主与百姓间的互为依存关系，指出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取决于百姓的能否生存，而百姓的存亡又取决于君主自身能否克己寡欲。唐朝君王的思想建树，对司马光君臣观辩证内涵的形成，给予了极大的启示与充实。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而事物的内部关系又是对立统一、互为依存、互相转化的。如果能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把握矛盾的变化。正是从这些闪烁着唯物论与辩证法火花的思想大树中，司马光发现了历代统治兴盛衰亡的矛盾关系，发现了历史演进的某些法则，从而将其与传统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提出了他的辩证君臣观。
    诚然，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司马光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心是物之始，是万物赖以生的造端，可以臆造法则。而且，司马光的思想充满了矛盾、混乱，他的史学思想中体现了辩证法因素，但在政治上却反对变革，恪守旧法；他的辩证观是从总结历史的兴盛衰亡中得出来的，但他又认为世界不会变化，事物不会发展；他在探究君臣关系中看到了矛盾转化过程中人的能动作用，但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又从理论上否定了自己的认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司马光史学思想上的重大成就，否定其唯心主义思想体系里的合理因素。作为封建史学家，司马光能对以往历史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从总结历代统治阶级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有关君臣关系的辩证认识，确实难能可贵。正是这种辩证史观帮助司马光做出了有意义的历史总结，从而赋予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名著以更科学的价值，并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写下了极有份量的一页。因此我们说，司马光的辩证史观是从他那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中进发出的几朵火花，虽然零星，毕竟可以表述为一种观念；虽然朦胧，毕竟可使人透视其内核；虽然尚不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但在哲学领域里，毕竟涉及到了辩证法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