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秦主苻健召诸将臣受遗诏辅政，然同时又对太子有言：“六夷酋帅及大臣执权者，若不从汝命，宜渐除之。”司马光感叹不已，“顾命大臣，所以辅导嗣子，为之羽翼也。为之羽翼而教使翦之，能无弊乎？”（卷100）
    正是从这些事例中，司马光提出了“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卷100）这种疑则勿任，任则勿疑的辩证思想。既然对其有所不信任，则还要用之，那么事变的发生将是随时可能的，明智者当防患于未然；而已经倚用，却又对其有所怀疑，那么必将人为地将事物推向自己的反面。司马光这一见识确实精辟，他不仅看到事物双方是互为依存的，而且也觉察到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更为难得的是，在矛盾转化过程中，司马光还意识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重要地位。
    我们再来看看司马光有关韩信、张良的论述。
    司马光盛赞“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韩信为建立西汉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他挥师“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赵，胁燕，东击齐而有之，南灭楚垓下”（卷12）。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点连汉高祖也不能不承认，他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卷11）并誉此三人为“人杰”，依为左膀右臂。
    然而，也正是从这里，司马光看到了事物内部孕育着另一种趋势。随西汉王朝的建立，刘邦成为开国皇帝，因此，昔日那种同起闾里的乡土关系，情同手足的战友关系，逐渐为等级森严的君臣关系所代替。随他希图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持自己的尊严和威信之心理日益加强，逐渐地对那些曾与之同甘共苦，共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们心存疑忌，忧心忡忡，深恐其“恃能邀赏，居功自傲，以至尾大不掉，坐成心腹之患”。“功高震主”正是君主的这种惶恐心理的真实写照。因此越是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元老，与君主的关系越难处，“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卷11）寥寥几字，司马光深刻而犀利地揭示出为臣处境之艰难。
    在这种紧张的君臣关系中，不同的处理可能导致不同的结局。韩信伐己功，矜其能，履盛满而不止，继而又谋叛逆，无疑步步加深了汉高祖对他的疑惧和戒备，从而把自己推向了事物的反面，最终沦为君主之刀下鬼，落了个“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列传》）的可悲下场。为此，司马光无限感慨，认为“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卷12）在司马光看来，韩信本来完全有可能避免身死族灭的可悲结局，而得以与三公齐名，令后世血食。之所以未能避免悲剧性结局，关键在于他没有看到君臣矛盾向对立面发展的趋势以及自己把握这种趋势的可能，而听任矛盾进一步激化。
    张良则相反，作为一个谋臣，他以其特有的明智，清醒地看到了开国功臣与创业君主之间的矛盾关系和利害冲突，从而毅然抛弃政事，视功名利禄为身外之物。自随高祖入关中，便服药静居行气，杜门不出，称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受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听其言，观其行，审其心，司马光一语破的：“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张良是深知“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这一道理的，淮阴诛夷，萧何系狱，无非是“履盛满而不止”。前车之覆，足为后鉴，因而激流勇退，得以善终。诚如司马光所言：“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卷11）
    同为开国元勋，一被斩于长乐钟室，一得以善终，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本人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处理矛盾的方式，从而将矛盾引向了不同的发展趋势。从这一典型事例中，司马光看到了矛盾转化过程中人的支配作用，从而力诫统治者应把握事物内部的矛盾关系，不要人为地造成事物向自己的反面转化。当然，作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其矛盾的同一是相对的，对立则是绝对的，不可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司马光有关君臣关系的辩证史观，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头脑中凭空创造出来的。从史学的角度考察，司马光综合总结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君法天、君权神授与重民、尚贤的政治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从哲学的角度看，司马光将中国古代辩证法引入了史学领域，从而赋予其史学思想以辩证的新鲜活力。
    中国历史上，有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有过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不论是儒家的仁政，还是法家的刑罚，其理论建树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维护一姓王朝的家天下。特别自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理论，从思想上将君主权利的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性合法化、道德化、社会化，为专制主义政治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之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体制上，封建大一统格局成为定势，以绝对忠君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更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精神支柱，并由此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成为民族文化的积淀。司马光是孔孟儒学的忠实追随者，对这套政治学说自然是奉若神明，顶礼膜拜。在《资治通鉴》有关君臣关系的大量论述中，司马光极力渲染的君王驭臣之术，为臣忠君不二的理论，就是这种封建正统思想在史学领域中的必然反映。这是司马光政治观点的基本内核，也是其史学思想的主流。
    不过，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毕竟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出现。历史学家的责任，尤其是其著《资治通鉴》之目的，都使得他不能不正视历史的全貌，不能不全面考察中国封建社会各种政治思想学说、伦理道德规范的渊源发展。正是从这里，司马光在宣扬儒学的三纲五常、绝对专制学说的基本旗帜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并阐发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学说中的优秀思想成果。这正是司马光史学思想中最为宝贵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