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于建国初年，在讲演中和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中郑重提出和一再论述的观点，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并且此后长时期中普遍受到赞同，一直无人提出异议。这是因为这个观点讲出了一个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真理：劳动群众是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物质资料的创造、增加和不断丰富，乃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离开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者，社会便一天也不能存在下去。再者，从人类的蒙昧、野蛮时代，直至今日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时代，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活跃因素是社会生产力，那么生产力的承担者劳动大众自然在历史上应当是创造者和主人翁的角色。可是，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几千年间，劳动群众总是被视为“天生下贱”的“奴隶”，是任人欺压的“无知小民”。在旧时代的历史书上，帝王将相是历史的主人，占据着历史舞台的中心，而人民群众则受歧视、受排斥，被视为“群氓”，甚至是“乱民”。这是对历史的颠倒！连20世纪初的思想家梁启超也斥责旧史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倡导“史界革命”，要求废“君史”，兴“民史”。故范文澜在人民革命刚刚取得全国范围胜利之时强调这一观点，实有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意义，标志着历史观点上取得革命性的进步。
    广大史学工作者和知识界之所以长期接受这一观点，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揭示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归根结底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帝王将相固然占据着旧时代历史舞台的中心，但他们要建立“功业”，归根结底，其作为必须与劳动群众的要求相符合；如果违背人民的意志，即使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最后必然成为“孤家寡人”，以可耻失败而告终。历史上这类著名的事例屡见不鲜。
    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百姓怨恨，社会矛盾激化。周武王率领大军，并且联合了庸、蜀、羌、髳、微、纑、彭、濮等方国部落，大举讨伐，不久，至于商郊牧野（今河南汲县北）。在这场决定腐朽的商朝和新兴的周朝命运的大战中，商纣王方面也动员了大批力量，如《诗经·大雅·大明》所说，牧野之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但是，在此关键时刻，商朝士兵倒戈相向，他们恨不得商纣这个独夫民贼赶快完蛋，争先为周武王的大军开路，因而在牧野战场上演出了商周两国士兵合力推翻商纣王罪恶统治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此即《史记·周本纪》所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周厉王是历史上又一有名的暴君，他倒行逆施，引起民众怨骂，厉王又以高压手段钳制民口，派坏人监视谤者。大臣邵公告诫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也不听，百姓暂时是不敢议论和发泄了，但反抗的情绪却继续滋长。毕竟暴君的高压手段敌不过民众的意志，最后周厉王落了个被国人流放的可耻下场。这就是《国语·周语上》所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众，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蓍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犹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又一伟大事件是号称强大的秦王朝迅速被农民起义推翻。当秦始皇攻灭六国，平定海内之时，自以为创立了万世基业，威振天下，所向无敌。可是秦朝的暴政却把百姓逼向绝路，穷兵黩武，严刑峻法，残酷剥削，徭役繁兴，阶级矛盾极度尖锐，全国好像遍布了干柴，只要有火种点燃便会引起燎原之焰。结果秦王朝只存在短促的14年，便被雇农出身的陈涉带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农民起义军所推翻。西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在其脍炙人口的《过秦论》中议论说，由于秦朝仁义不施，其暴虐统治为人民所痛恨，所以它原先的强大顷刻变成虚弱，而手持锄耰棘矜的民众却变成为强者。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赞赏并发挥贾谊的论点，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他的不朽著作《史记》破例把甿隶出身的陈涉立为“世家”，与王侯人物同列，并在《太史公自序》中论述《陈涉世家》撰述义旨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表达了对平民阶层伟大力量的礼赞。
    秦亡之后，在楚汉相争，逐鹿中原之际，民心的向背又一次显示出对历史进程的伟大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用对比手法，揭示项羽失败的原因在于一贯实行杀戮政策、刘邦成功的原因在于一向争取民众拥护的深刻道理。刘、项先后入关中，刘邦约法三章，财物无所取，“诸所过毋得掠卤，秦人喜，秦军解，因大破之”。项羽却“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司马迁尤其重视记载刘邦的约法三章如何得到关中民众的拥护：刘邦召集当地父老豪杰，宣布悉除秦法，“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勿恐！”又使人遍告各郡县百姓，于是“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秦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这些记载有力地证明：不必等到成皋对峙和垓下之战，而刘胜项败之结局已定。
    历史事实已经一次次雄辩地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归根结底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历代许多具有卓识的思想家、史学家也已逐步地积累了对这一真理的认识。而范文澜则是站在20世纪的时代高度，用明确的语言，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真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总起来说，范文澜所强调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论题的重要理论意义是：第一，对二千多年来旧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英雄史观明确地提出了否定，是历史观的一大进步；第二，从本质上对任何一个社会都由直接生产者创造物质财富、生产力的体现者推动社会前进、人民群众的意志最终决定历史前进的方向这些普遍历史现象和大量重要史实作了理论概括，对于推进历史学的科学化意义重大；第三，这一论题将鼓舞人民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创造新的更美好的世界；同时也帮助文化人和官员们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尊重人民，依靠人民，自觉地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与承认个人、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将相或英雄人物的作用，并不矛盾。对此，范文澜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一再如此论述，并在研究工作中有切实体现。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历史学家黎澍于1984年发表题为《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的论文，对范文澜的上述论题提出否定。他著文的动机是为追求真理、弄清问题的真相，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据我看来，黎文提出论辩的主要论据及其得出的结论，却都是值得商榷的。黎文中存在两种情况：有不少地方是用比附的手法给论辩的对方外加上去的；有的则属于观点的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