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黎文开头说：“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他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物。只讲英雄创造历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而且这两种说法都离开了历史创造的前提，仿佛历史是按照英雄或人民群众随心所欲地创造的。显然，二说都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窠臼，都不足以说明事实……想加以弥缝，于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以‘并不否认’为由，大肆宣传个人崇拜。”（注：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4～265页。）这段话中指责主张“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者大肆宣传个人崇拜，这显然是子虚乌有。持这种观点的人也绝对不会认为人民群众“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相反，人民群众的意志所反映的是一定历史阶段生产力发展或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它绝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不能违反（本身恰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黎文又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财富的生产是创造历史的前提……实际上，创造历史的前提即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条件，好比是舞台……但舞台不能决定在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戏的具体内容。”黎澍先生举例说，如古罗马，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即奴隶，只不过做了当时阶级斗争舞台的消极的台柱，台上的阶级斗争是在自由穷人和自由富人之间进行的。“可见把舞台看做是戏，确实是荒谬”（注：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68页。）。对此，我们要问：在牧野战场上倒戈相向，为武王开路，合力促使商纣王垮台的商代士兵们，难道不是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吗？揭竿而起，推翻暴秦统治的陈涉起义军，难道不也是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吗？究竟是谁造成谬误呢？黎文又说：“这种把人民群众同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对立起来的思想观点，在中国经过长期的传播，深入人心，甚至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轻视知识，以无知自炫，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千千万万青年如中风狂，对学术文化进行了严重的践踏。”（注：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 页。）“中国的史书向来被称为‘相斫书’，‘帝王家谱’，所以中国人就很容易误解为这个历史要反过来看，这就是文澜所说：‘过去历史以帝王为主人……今天要推翻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到十年内乱时，这种误解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历史上不应当容许再有帝王将相存在的痕迹，这才算是一种最新式的历史观，以致竟对全国文物古迹来了个大破坏。”（注：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270页。）在“文革”这场全面内乱中，明明是“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蓄意煽动“全面打倒”，“全面专政”，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搞打、砸、抢，而黎澍先生却将之归结到有人主张“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种学术观点，这岂非曲解史实？如果这种逻辑说得通，那岂非轻轻地为“四人帮”的罪行作开脱？
    以上几项，说明黎澍先生文章中为证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错误观点而提出的论据，是脆弱的、站不住脚的。黎文中观点的不妥，主要有两项：
    一是，黎澍先生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的提法，不见于马列原著（注：黎文云，只有列宁《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有一句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如此处“人们即人民群众”这个提法在列宁著作中仅此一见。）。其根据只是《联共（布）党史》中的这段话：“历史科学要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便不能再把社会发展史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归结为国家‘侵略者’和‘征服者’的行动，而是首先应当研究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各国人民的历史。”言下之意，《联共（布）党史》中的论述不足据，甚至若以之立论便肯定错误。我们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主要是领会其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我们解决问题的引导，并努力从事新的理论创造。如果只会寻找其中的现成字句，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地生搬硬套，那是贻误革命、贻误工作的“本本主义”。其实，如果一定要找到马列的原著作根据的话，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以及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中所讲：“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人民群众的动机由什么决定……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注：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86页。 ）讲的不都是“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道理吗？同样道理，如果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上没有讲过的话就不能讲，那也是一切唯以“本本”为据的不正确态度。斯大林尽管在理论上有严重的形而上学的失误，但《联共（布）党史》书中也不是没有讲得正确的话。譬如该书中讲，历史研究要真正成为科学，首先应该重视研究劳动群众的历史。这就是很有价值的论述。如果因为斯大林有过错误，那么他讲得对的话也不能相信，那就不免“因人废言”。何况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并不是生搬硬套，如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他就只活用其精神、原理，而不是套用其结论，并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对汉民族形成问题作出了极富理论创造性、极具说服力的分析。
    二是，人类历史变化多样，大千世界，包罗万象，极其复杂，极其多样。理论家或史学家通过研究，得出某一种观点，自然只能说明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的问题。如果要求拿一种观点就能解决这复杂万有的人类历史的种种现象，那必然是圆凿方枘，扞格难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论题，是针对旧史书上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而把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的劳动群众排斥在外，因而提出这一论题来揭示劳动群众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它不可能解决历史上种种复杂问题，而黎澍先生的文章却忽视了这一点，不恰当地要求以此一观点对各种复杂问题作出解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论述，也都是有所针对性的。恩格斯晚年，鉴于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者忽视深入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而只把唯物史观原理当作现成公式，用它来剪裁历史事实的倾向，曾在一系列的著作和书信中强调研究历史现象的复杂性，强调要研究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宗教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研究各种社会集团和不同的个人构成的“合力”推动历史的进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论述历史的动因时说：“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信（1890年9 月21日）中又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到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些论述，都是为了强调认真地下功夫搜集史料，研究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而不要犯公式化、教条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