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函是经南京的策士们改动后才交马歇尔的。徐永昌日记29日载：“晚九时半去行政院开会……讨论蒋先生捎来致马歇尔长函……王雪艇以函意过于硬性，颇加改易……余与辞修均以略易语气则可，主要之点不能改窜……宋则赞同王意”（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9日。王雪艇即王世杰。）。宋子文、王世杰与陈诚、徐永昌形成两派意见，由于蒋函29日晚尚在修改中，30日才交马歇尔，因此马歇尔此前仅收到宋函（注：马歇尔对30日才收到蒋28日来函似有不解。见《马歇尔使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1年）第140、141页。）。
        蒋、宋两函出现了一个时间差，仅看到宋函的马歇尔激动起来，于29日向蒋提出一份备忘录，表示：“阁下除于蒋夫人函中独自指定停战条件外，复无其他终止战争之行动，此种情形，使鄙人之调停工作，极端困难，且可使鄙人之调停，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之事。”（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39页。）其潜台词即退出调停，以对蒋施压。
        同时，马歇尔也对周恩来施加压力，5月30日，马歇尔将蒋、宋28日两函交周，表示：“（一）交通即行设法恢复；（二）美方对于若干事件，保有决定之权；（三）共军应退出哈尔滨、齐齐哈尔。以上三点，应由共方接受，除此以外，无法调停。”（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40页。）周说：“蒋这次的信和蒋夫人的信各节如都是停战的前提，即这些不解决便不能停战，如一定如此，仗便会从东北打到关内，全面破裂，一切推翻。”关于美方决定权，周明确表示“我方不能接受”（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2、373页。）。当日周致电延安，指出蒋的要求“尤重美方决定权”，判断此意是“以推马与我斗，而拖美下水”（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5页。）。
        蒋原定5月31日返宁，因停战令只有蒋返宁后方可望下达，因此各方人士均盼蒋如期归来。5月29日，张君劢、黄炎培、沈均儒、章伯钧、梁漱溟联名致电蒋：“深盼钧座公毕，早日言旋，俾得承教，至所殷切。”（注：《大公报》1946年5月31日。）马歇尔亦告周恩来，蒋31日返宁后将继续敦促东北停战。
        然蒋因未获满意的条件，30日忽改行程飞往北平，拖延在外逗留时间，也就是拖延停战令的颁布时间，以此对各方继续施压。这一回马歇尔被激怒了，31日马歇尔致函蒋：“鄙人兹特重向钧座声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鄙人之调解愈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宋子文也沉不住气了，于31日致电蒋：“马帅心情，由此可见，恳钧座即日返京，以便面商。”（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142页。）与宋子文等人相较，蒋的政治经验老到得多，不为所动，继续他的北平之旅。蒋在北平做什么呢？6月1日，蒋出席观赏荀慧生等人的京剧演出，被邀一同看戏的顾维钧记载：“委员长象是非常认真地欣赏着这次演出，并不时对不同的演员加以评价。这些评价似乎相当贴切，说明委员长对京剧有很好的素养”（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714页。）。蒋当然不是要在顾氏面前表现他的京剧素养，将南京各方人士置于极度焦虑与不安之中，看来蒋十分惬意。
        与蒋悠然赏剧形成强烈反差，南京的气氛愈加紧张，王世杰日记6月2日载：“今日为星期日，午后二时，马歇尔来予寓，极称如我不停止东北军事行动，则彼将被迫采取退出调停之决定。”（注：《王世杰日记》，1946年6月2日。）马歇尔发出了最后警告。
        6月3日，蒋在时局最为紧张的时刻出巡11天后回到南京，6日蒋发布停战令，规定从7日起停战15日，其间，必须使东北停战、恢复交通以及整军补充方案三个问题，“获得完满之解决”。蒋如愿以偿，其在东北提出的若干条件，基本上包括在这三项谈判中。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措辞与蒋不同，但接受了上述三项谈判。
        四平决战之初，中共曾拟订“解决一切国内大问题”的一揽子谈判方案，包括改组东北行营、反对修改政协宪草原则等等，而现在的三项议题，与之相去甚远了。这是自中共提出联合政府要求以来，国共谈判在议题的确定上，第一次被全盘纳入蒋介石的议事范围。
        1946年中国有过两次停战令，两次停战令的性质与形式有所区别。1月10日的停战令是为召开政协做准备，以解决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为基础，形式上是蒋、毛分别发布命令，以示对等。而6月7日的停战令，是以中共为对象的三项谈判为基础，形式上则是蒋单方面发布命令，这种性质与形式的转换，正是四平之役的结果在政治上的反映。
        中共的部署与反击
        四平之役是战后中共最为严重的一次军事失利，国共对此均做出了结论。毛泽东于5月19日致电林彪，称该役是“有历史意义的”（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等，1993年，第224页。）。这首先是一个政治肯定，同时也是一个非具体的肯定，实际上将问题的结论留给了历史。这个可做多种理解、多种解释的不确定的肯定，其政治示意则是确定的，此即四平之役的政治决策不容争论。
        5月27日，林彪致电延安，认为：“四平街之守，乃因敌未料我军防御，故逐次增兵来攻，被我各个击破……故四平街防御战乃一时特殊条件所形成，而不能作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注：“林彪致中央电”，1946年5月27日。）笔者曾于另文论证，四平之役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之下，为求取直接的政治目的，在一系列相关的政治判断的基础上做出的一项政治决策，正是这种直接的政治要求，规定了该战役局部决战的军事方针（注：参见拙文《东北问题与四平决战》，《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林电将四平之役的成因归结为“一时特殊条件”，既将视角导入了纯粹的作战方式问题，从而避免了该战役的失利本应涉及的一系列政治争论，同时又对该役死战不退的反常规作战方式做出了交待；既未正面将四平战役作为经验教训提出，而实际上又提出并吸取了教训，并明确排除了此类作战方式的继续采用。或许因为林电能够兼顾以上几个问题，故其说法被毛迅速采纳（注：毛泽东于5月27日致电各战略区：“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