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个交换看来未成功。6月19日，毛致电陈毅：“宁周电称，蒋决定大打，除围攻五师外，胶东苏中两区必定进攻”，为此，毛电令：“准备夺取济南”（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75页。）。此时，蒋迅速将五十四军调入青岛，七十三军调入济南。21日，毛致陈毅电指出：“蒋在济南增加一个军，暂难攻击”（注：《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4页。）。最终，中共放弃了这一计划。由于交换条件未能成立，6月26日，五师开始突围（注：五师突围之际，周恩来仍试图以济南问题掩护其突围，6月28日周与马歇尔会谈时说：“该地（按：指李先念部）我方处劣势，会有损失的，同时这里的冲突也会使别的地方（如济南）的战事扩大”（《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89页）。）。
        中共此次山东行动当然是有政治意图的。6月12日，毛致电中共南京代表团通报山东战况和华北部署，表示：“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加。”（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69页。）也就是说，要以坚决有力的军事反击改变南京的谈判地位，从而求得有利条件下的和平，这一点是毛观察和处理问题的一贯方式。
        综上所述，中共此次山东行动的战略意图大致有三点：第一，牵制国民党军在东北的继续进攻；第二，构成保障新四军五师的交换条件；第三，配合南京谈判。然而，此一战略意图在济南遇到了与长春（四平）相同的问题，即中共的力量尚不足以取得战略性的成果，故难以取得有力的谈判地位。由于济南未能得手，南京谈判的局面也未能扭转。
        谈判策略与谈判进展
        周恩来于停战令生效当日返回延安，迄今为止的有关记载仅披露：“此次恩来回延讨论时局，决定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期也好。”（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67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毛泽东年谱》，关于此事的记载均只此几句，而《刘少奇年谱》、《任弼时年谱》对此则只字未提，中共是如何评估和战大局的，又是如何磋商因应对策的，尚待材料的进一步公开。）6月9日，周再返南京，随即开始了停战令规定的三项谈判，按停战令的时限，三项谈判应于6月21日结束。
        中共参加此次谈判的策略，重点放在谈判的程序上，力求将三项谈判分开，以期分别解决问题。6月11日晚，周恩来就谈判方针向徐永昌表示：“中共可打消政治、军事配合解决之原则，决先求‘停战’‘交通’‘整军’三问题之各别解决。”（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1日。）6月14日，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又表示：“我们愿就此次协商的程序，实事求是按部就班的解决问题。”（注：《新华日报》1946年6月18日。）
        如前所述，中共此时的总方针是推迟内战爆发，具体讲，其主要步骤就是拖延谈判，而拖延谈判的主要步骤，正是三项谈判“按部就班”地“各别解决”，而各别解决的具体步骤则是：求得交通、停战两协议先行签订，使整军方案延长讨论（注：6月19日中共南京代表团致中共中央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1页注1。）。
        中共关于各别解决的意见引起了徐永昌的警觉，6月17日，徐向马歇尔提出一份备忘录，要求三项协议“同时签字”（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3），第336页。）。也就是说，将三项协议捆在一起，一项不成立，其余也不能成立，以使谈判无法拖延。
        综上所述，“各别解决”与“同时签字”，此即国共两方主要的谈判策略。
        中共的另一策略是，力求加强与美方的合作。6月10日，周恩来于返宁后首次与马歇尔会谈时表示：“某些事宁可先经过美共合作，再国共合作。如铁路、煤矿等等，先找美国的朋友到我们的区域来合作……然后再和政府经营的铁路联接起来。”（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11页。）首先美共合作，然后国共合作，显然有分化国、美的意思，但这个意见未能奏效。
        此次谈判蒋启用了曾留学美国、且具有无党派人士身份的交通部长俞大维，俞于5月15日刚刚就任该职，这是蒋为改变其一党训政的形象而有意做出的一项安排。俞在此次谈判中主要担任与美方先期协调的工作，6月12日，蒋约俞与徐永昌磋商，徐记载：“俞主由渠先与马交换意见，俟彼此大体一致时，再由余与会商。蒋先生是之。”（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2日。）这是俞大维头一次介入国共谈判。
        三项谈判的草案，分别由徐永昌草拟整军补充案，俞大维草拟恢复交通案，而东北停战案则由马歇尔草拟。三项谈判的草案均由国、美草拟，这一点反映了中共在此次谈判中所处的地位。各案于6月9日草拟，当晚，徐“于大雨中偕郭汝瑰等诣蒋先生，报告所拟各方案。”（注：《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9日。郭汝瑰原任军政部军务署副署长，当年2月整军谈判时，郭即为张治中助手，此次谈判为徐永昌助手。）
        6月13日，美方提出“结束东北之战争”草案，要求双方军队脱离接触，其中关键的一条规定是：“倘意见不能一致时，则应以调处执行部长春前进组美方高级官长之决定为依归。”（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抗日战时期》第7编（3），第183页。）此即美方决定权问题，这是此次谈判的焦点之一。研究了这个草案后，周恩来在6月15日与白鲁德的会谈中，坚持“三代表的一切决定须经一致协议”，建议“不写决定权。对京、平的指令解释不同时，美代表可有解释权；对京、平的指令不执行时，美方有权决定执行”（注：《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32、433页。）。强调京、平的指令，也就是强调中共在南京三人会议和北平军调部中的对等权。
        尔后，国民党玩弄文字游戏，将较为硬性的决定权改为仲裁权。6月18日，徐永昌、俞大维就此与周恩来会谈，周强烈表示：“此举有辱国体，如中共方面提出请苏人仲裁，则周恩来便不是周恩来”，说罢，“徐、俞均为之愕然”（注：郭汝瑰日记，1946年6月18日，摘要打印本。此次会谈郭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