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重视以市民自治为中心整合社会的想法，是陪同梁启超欧游的张君劢、蒋方震等人的共同想法。如蒋反思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时说到：“在中国传统没有政治阶级的人物，也没有中坚组织。由于缺乏阶级基础，政党属于社会的游离分子，没有国家社会的秋毫的实力。”（注：蒋方震：《代军阀而兴者谁》，《改造》第3卷第3期，1920年11月15日。）而且在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或者市民阶级，只有农民阶级，因此在中国不能发生平民政治、立宪政治。（注：《通信》，《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15日。）张君劢在说明法制化的意义中亦表明同样看法。他介绍说，德国宪法制定过程中强调整个国民的参与，并发挥共济与谦让精神，调和各势力的利害关系，整合一个社会。（注：君劢：《德国革命论》，《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3期，1920年2月1日。）他又比较俄国革命与德国革命过程，主张部分采用基尔特社会主义原理的职业代表制，提高国民的直接参与，弥补议会制度的局限性，防止社会的分裂。张君劢强调，国家必须通过由市民直接参与而体现社会理性的过程，才能具备正当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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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康德主义的影响之下，他们把世界所有的关系解释为觉醒与非觉醒、理性与非理性、合理与不合理的对立结构，历史的进步是从理性的认识与伦理的觉醒，并依靠互动与连合，走向理性化与合理化过程。（注：东荪：《客观的惟民主义》，《时事新报》1919年3月21日。）张东荪认为社会改造的核心基础是对整个现实合理的直觉把握，以此推进一切不自然状态与束缚的解放。他希望能有具备这种理性与实践能力的伦理市民，依据自己的理性组织小群，改造社会。（注：拙稿：《民初张东荪的国家建设构想的形成》，《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1辑，2001。）其运动形式是基于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自发的小群扩大到大群，自然形成国家。在实践的角度上，他非常重视体现社会理性的知识分子的作用。（注：东荪：《罗塞尔的〈政治理想〉》，《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期，1919年9月1日。）知识分子应当依据互助与连带的伦理，与大众结合，让他们尽量发挥潜在的理性力量，完成社会改造。张东荪主张知识分子的连带与实践，提出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方案。
        受康德主义的另外的影响，张东荪还重视建设一种普遍自明且公平无私的舆论空间，所以他通过《时事新报》既追求对于中国所有现实问题自由公平的讨论，又希求新文化运动内在的知识界连合。张东荪的这种倾向，在五四时“创造一个青年结合，代表文化，改造社会，监督政治”的口号中，在提出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张中，（注：参见《时事新报》1919年4月27日；东荪：《全国学生联合会之组织问题》，《时事新报》1919年6月4日；值得注意的是《时事新报》对于五四运动的解释。虽然高度评价商人、工人等平民的作用，可是他们把其意义只限定于国民自治意识的表现。此与陈独秀相差很大。东荪：《为罢市告吾可敬之商界》；纵圆：《万一罢工》；东荪：《学工主义》，《时事新报》1919年6月6日、11日、16日。）在宣扬“青年政府”中表现出来的。（注：东荪：《青年政府》，《时事新报》1919年5月17日。）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理论与五四新青年的实践结合，获得知识界的共识，发展为知识界的大联合运动。胡适指出，缺乏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只靠政治领域的改造难奏功效。（注：胡适：《非政治》，《中华新报》1920年1月1日，转载于《时事新报》1920年4月19日。）李大钊与陈独秀也提出以改造社会为媒介的知识分子大联合论。（注：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解放》，《新青年》第7卷第1、2期，1919年12月1日、1920年1月1日；《告上海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时事新报》1920年1月11、12日。）李大钊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注：孤松（李大钊）：《大联合》，《新生活》第19期，1919年12月28日。）同时他提倡基于知识分子大联合的“联人社会”。（注：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2期，1920年1月15日；《知识阶级的胜利》，《新生活》，第23期，1920年1月25日。）他明确提倡依靠民众横的联合，推翻纵的政治权力的阶级秩序。陈独秀更加积极地提倡知识分子的大联合，并主张以小组织建设与职业代表制作统一的基础。（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麽》，《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920年5月24日，他在南洋公学以《我们解决中国的政治之计》为题讲演，又提出了在社会改造与职业代表制原理上诸政治势力的统一。这种理论接近于梁启超的国民运动与职业代表制兼用论和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论。当时上海出现了比较松散的知识分子的连带运动体，《建设》杂志、《解放与改造》、平民银行的一些知识分子共同组成了学术讲演会。（注：当时在批判国家权力思潮与平民主义思潮之中，上海出现了许多平民合作主义组织。其中较著名的是1919年成立的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和朱进之、徐沧水筹办的平民银行等。这种潮流的基本理想在于通过中小商人与工人组成的平民自治、团结与相互扶助，提高人民的自决能力，解决贫富差异等社会问题。同时，他们也追求建设以自治为基础的全国统一机关。孙文与一批知识分子，反思共和革命，采用直接民权，更加重视与大众及知识分子的关系。）
        当然这种连带不是讲究意识形态或者组织上的统一，而是觉醒的社会理性的代表，通过具体的实践与讨论确定社会进步的大方向。（注：东荪：《分道并进》、《超个人的能力与组织的人民》，《时事新报》1920年1月14日、30日。）由于追求社会进步的主体势力的松散性，（注：东荪：《改革社会势力与创造个人的理想》、《共同意志》，《时事新报》1920年1月16日、2月14日。）他们便促求知识分子的道德觉醒，（注：东荪：《须加意志的运动》，《时事新报》1920年2月11日。）承认相互之间相异的理论背景与实践方式，讨论能够实现连带的具体条件。但是要实现这种连带，一定需要保障自由讨论的话语空间与以改造社会为中心的实践的媒介。其具体结果取决于这种讨论与实践的进行过程。（注：东荪：《初步的共同》、《共同公开与统一》，《时事新报》1920年3月5、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