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研究系知识分子的范畴不仅仅限于上述人物与文化机构。丁文江与胡适集团关系深厚，积极参与《努力》杂志。蓝公武是北京大学教授兼《晨报》主笔，国会开院后成为宪法起草委员。徐佛苏与张嘉璈（注：徐先后担任南北协商会议北洋政府代表、币制局长、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北平民国大学代理校长等。他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代表研究系政客。张嘉璈与当时上海新兴资本家关系密切。活动范围属于金融界。但他代表研究系经济改革政策的立场。在上海筹办《银行周报》，与《时事新报》关系密切。）等与梁启超及上述文化权力都有关系。
        这里也不能低估商务印书馆与《东方杂志》的作用。如上所述，商务印书馆在推进新文化运动中与蒋方震关系密切。该馆的核心人物张元济、陈淑通（注：张元济与梁启超来往频繁。见张元济：《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陈淑通在民初与黄群、籍忠寅等人参与共和党、进步党。原先与张元济关系密切，1913-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工作，后兼该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等人与梁启超私交颇深，他们把梁启超认作当时最负声名之人，不仅报道他的活动与政论，还积极支持梁氏策划的新文化丛书等文化活动。《东方杂志》经常登载梁启超整理清代学术的文章，张东荪的哲学论文、张君劢的政论、林宰平的《欧行游记》以及蒋方震的裁兵论等。杨端六进入该杂志以后，其政治及社会理论与研究系更加接近，经常介绍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合作主义思潮，积极宣传罗素的主张。（注：从陈独秀对上海社会的论述中可知商务印书馆为了自身的扩大，尽量笼拉罗素的学术名声。陈独秀：《三论上海社会》，《独秀文存》，第595页。）1924年1月该刊二十周年纪念号多由与研究系有关的人物撰稿。
        五四以后，以梁启超组织的“松社”为运动中心，研究系知识分子在政治领域以外，建设独立领域的文化实体。他们通过这种文化基础宣传国家建设方向，结集知识分子，形成公众力量。他们期望把这种社会文化权力变为社会政治权力。这取决于他们的国家建设构想与实践。但是考虑到知识分子本身具备松散性与独立性，尤其是独立的文化基础更加强化他们原有的独立性，他们之间内在的整体性问题还得加以探讨。例如，他们参与科玄论战，不是作为一个集团的成员，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人。他们在对应现实过程中常常会产生隔阂。丁文江与张君劢的对立就是最明显的例证。
        梁启超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还需要具体的实践与组织，并通过《时事新报》组织国民请愿运动。他结集梁善济、籍忠寅、蹇念益、胡石青、蓝公武等研究系政客，组成标榜国民运动的一个政治组织。他想统一各地出现的小组织成为一种大联合运动。直皖战争以后，社会各界提出国民大会的要求，（注：陈独秀：《我们解决中国的政治之计》，《时事新报》1920年5月24日；东荪：《有职业者政治之先决问题》，《时事新报》1920年5月25日。）并发展为由各省议会与各界联合召集国民大会的制宪论。梁氏此时主张国民运动论，乘势扩大国民直接参与，以改变军阀割据的状况。（注：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改造》第3卷1期，1920年9月1日。）这就是他在欧游中所设想的大众的民主主义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
        他的理想是国民的自律参与进步知识分子的合作，但其主要方法只是重新组织政治势力，试图政治势力化，（注：君劢：“十来国中党派，党同伐异之事吾倦之久矣。其有舍旧而新是图者，吾乐携手之不暇。要之政党之结合在大体之相同而不深究其小异……”，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解放与改造》第2券14期，1920年7月15日。）因此并不能得到进步知识分子呼应，反而遇到集团内外严厉批判。（注：博洽：《致张东荪书》（1920年10月15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1页。）有人指出：“今之所急，一在立事业而图发展，一在定主义而事宣战，然后方有真团体之组织，须知造党虽非其时，而团体则不可不早结，……又须知团体须有主义之信仰，事业之活动，又须知团体与寻常朋友不同，其结合也以公意，不以私情，又须知团体不可无事业，而事业不必便为团体，若报，若杂志，若译书社，同人集于一堂，不必便为一体，谓之报馆同人，杂志之同人，译书社之同人可，谓即先生所谓我辈之青年团不可。”
        在这种状况之下，梁氏国民制宪构想只能处于低调。这说明梁启超的文化权威决不等于政治声望。所谓“民治时代的指导者”的名声，并不能在一般社会里通用。（注：《欢迎梁任公》，《时事新报》1922年8月16日。）他还得归于理论宣传并以实践为基础，以求获得国民的同意，形成某种政治势力。这种过程就是研究系知识分子完成国家建设构想及其实践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