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社会活动一定要有独立的经济基础。他依靠张謇、徐新六、张嘉璈的帮助，试图建设中比贸易公司与中比轮船公司。虽然他的这种计划没有实现，本人从前也没有成功运用资本的阅历，但仍对理解梁氏的活动基础密切相关。五四以后，上海总商会从以绅董为中心转变为以新的民族资本家为主导的组织。这是民族资本构成上的较大变化。新兴的民族资本家不同于从前绅董那样崇尚名节，具有连结友谊、信义经商及因果报应的价值取向，具备完全资本人格。（注：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247页。）梁启超跟他们没有紧密关系，既使与穆藕初、聂云台等资本家交往，还需要蔡元培的介绍。对梁启超来说，经济方面是其最弱之处。除了张謇、张嘉璈、黄群（《时事新报》总经理兼通易信托公司董事长）、（注：何思诚：《上海〈时事新报〉从研究系落入国民党手中的演变概要》，《文史资料选集》第3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第135页。）王敬芳（中国公学校长兼河南福中煤矿公司总经理）、徐新六（当时在上海经营金屏铁矿公司）以外，他并未有更广的帮助基础，尤其是当时颇注重职业教育的张謇，对于梁启超设计的广泛文化运动，也不太同意。（注：张謇：《复梁启超函》（1920年9月22日）；《复梁启超函》，《张謇全集》第一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第432、496页。）与民族资本的这种关系及经济脆弱性给梁氏政治构想的实现与研究系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团的活动方式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研究系知识分子在各项文化事业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并逐步形成。这个群体根本动力在于梁启超的文化基础及其学识与组织力量。梁几乎与他们相关的整个文化领域和机构有关系。《时事新报》总经理黄群手下就有多个重要分子是梁启超的人物。（注：参见何思诚，前揭文。）教育界的领导人物如张謇、范静生亦是如此。中国公学的运营也依靠他的力量。由于这种集团过分依靠梁启超，所以集团性格也决定于梁启超的定位。
        这种文化权力的核心人物便是梁启超，他回国以后一边提出思想文化运动，一边整理清代学术思想，成为“思想赶得上潮流的学术重镇”，由此获得开展多种文化活动的基础。（注：梁实秋：《清华八年》，《雅舍杂文》；胡适称：“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等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其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疆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2年8月28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梁启超的这种学术声望，为他提供了掌握其他文化资源的更多机会。他在清华大学等许多学校开课、讲演，并得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帮助。其实研究系知识分子每个人物具有深厚广泛且各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和活动基础。当时梁启超、张东荪、张君劢、蒋方震、林宰平（注：林宰平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1927年以后任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及哲学系，是尚志学会审查委员，并筹办《哲学杂志》。）都以当代学术名流著称，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教育机关。这容易使人误解他们之间关系松散，难以断定他们的性质与范围，但深刻分析他们的文化基础，不仅能够探求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与同质性，而且可以了解他们国家建设构想的核心性格及在话语空间中的文化威势。
        除梁启超以外，其他人物也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威望与文化权威及活动根据。他们的活动范围广泛，经常涉及政治与社会领域。探讨研究系主要人物张君劢、蒋方震、张东荪的活动基础，划定他们在公共领域中文化活动的范围及权势，可以进一步明确他们在梁启超政治构想中的意义，以确定该集团的时空特色。
        宪法与国际法专家张君劢于1922年回国后任北大教授。但是他最具特色的活动表现在与江苏省教育会的密切关系中。从立宪运动时期起，江苏省教育会、豫备立宪公会（1906）、江苏谘议局（1909）、商务印书馆紧密结合成一种文化实体。其中主导势力是以张謇为中心的江苏绅商。当时张謇与黄炎培为中心的江苏省教育会，汇集了蒋梦麟等留美学生，组织新教育共进社，后与北京实际教育调查社（严修、范源濂、熊希龄）合并为教育改进社，展开新教育运动，刊行《新教育》，整备东南大学，强化职业教育。其成员有熊希龄（董事长）、蔡元培、袁希焘、范源濂、蒋梦麟等，网罗了教育界新旧名流，成为掌握教育界的重要机构。（注：荫山雅博：《美国留学归国者の社会活动；二十世纪初头江苏省の场合》，阿部洋：《美中教育交流的轨迹；国际文化协力的教训》，霞山会，1986。当时留美回国学生集中于南京高师及其后来的东南大学，形成新教育旗帜的中心。他们中也有以前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几个人物。如陈霆锐（密西根大学法博，律师兼东吴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杨锦森（宾州大学教育学硕士，江苏教育会学校教育部）、张士一（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东南大学文科）以前都与梁启超一起筹办《大中华》。他们回国以后与研究系有什麽关系，还要深入探讨。）
        江苏省教育会与上海总商会等实力雄厚的民族资产阶级结合，共同筹备国是会议，试图把他们的实力变换成更大的社会威势。张君劢回国后由范源濂介绍在教育改进社作学术报告，后成为该社组织的全国教育费委员会委员。张君劢以此进入社会名流之列。（注：当时他与范源濂、王宠惠属于赔款部。）1922年5月，张君劢接受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参加“八团体国是会议”，自己起草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贿选引起社会舆论的喧哗，张君劢又获得教育会的赞助，开设自治学院。（注：陈独秀批判张君劢以协助曹锟贿选为代价而获得政府的支持并筹办这种学校。根据档案资料，1922年6月，自治潮流最盛的江苏省议会与江苏省教育会，为了育成自治人才，发起自治学院。1923年9月，张君劢回省后，各项准备工作按期进行。但11月财政部未准他们的财政支援申请，以至经费问题不得不由张君劢与江苏省负责。其实在辛亥革命时期，张君劢已经获得江苏省教育会的帮助，暂办过相当规模的神州大学。参见《国立自治学院董事年限表》（1923年12月18日）、《国立自治学院发起及创办经过报告》（1923年12月28日），《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45-246、248页。江苏省教育司编，《江苏省教育行政报告》，（下篇）专门教育，1913年12月，第72页。）张謇、袁希焘、黄炎培、蒋维乔等江苏省教育会的人物都任其中董事。他们的支援在省议会停拨经费决定与社会批判舆论的积极对应中显示出来。1924年6月29日，当时江苏省财政会议，为了整理省财政，决定停拨自治学院经费，将其与同类学校合并，从而引起了国立自治学院的反对风潮。（注：《自治学院经费问题之所闻》、《张君劢对抗江苏财政会议议决停办自治学院之决议》，《申报》1924年7月4日、14日有关记事。）史量才、袁希焘、蒋维乔、沈恩孚等董事积极响应，一面与江苏省政府积极交涉，一面通过《申报》等的舆论声援，使自治学院得以维持。其中史量才主办的《申报》起了较大作用。他从开校起一直详细报道有关事项及活动，积极拥护维持自治学院。（注：心史：《自治学院与职业学堂》、《自治学院经费案之评议》，《申报》1924年7月18、23日。）后该校发展比较顺利，1925年新校舍竣工，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并改革学制及结构。（注：《国立自治学院学制》、《自治学院改称为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内部改造》，《申报》1924年12月10日、1925年10月4日、12月10日。其核心内容是扩大受业年限（预科2年、本科4年），本科分设政治、生计、社会、外交等四科。并扩大招生额。）这与他所具备的坚实的活动基础有关。当然这种基础是理解他政治思想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这种问题在他的国家建设构想中还要探讨。重要的是，当时江苏绅商代表反对中央政权而追求自治的政治势力，该校继承从前自治讲习所培养自治人才的宗旨，标榜养育具有道德意识的政治人才。（注：设有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分为省政、市政、乡政、社会科）与研究课程。其本科课程没有特色，但研究生课程具有明显政治立场的“职业代表制”、“社会主义国家论”等科目。《国立自治学院章程》（1923年9月），《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第237-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