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语
        共和政治受挫以后，“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通过《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提倡“互助”与“社会主义”为原理的第三种文明。以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回国主倡文化运动为界，他们转向建立一个较大的文化权力。这一时期，他们在康德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积极宣扬伦理市民观与社会改造论。他们反思共和革命的失败，认为须有具备理性能力的国民，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政治问题，同时这是省察基于小农经济的中国政治传统与文化，但又无法仿效西欧代议制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的结果。这就是他们摸索新的政治秩序及其主张与实践的背景，其中包括主张联邦论与国是宪法，并试图在实践中将基尔特主义法制化，实现民治。他们利用自己的文化权力，主导话语空间，高倡理性的主动实践，试图组织社会理性。
        他们的文化权力，以梁启超的社会关系以及他们个人的学术声望为基础，这也是他们上述国家建设理论及实践的基础。其构成除了《北京晨报》以外，还有《时事新报》、《改造》、中国公学、国立政治大学等文化据点和在此结集的一批知识分子及文化机构。他们依靠这种雄厚的文化实力，主倡知识分子的连带与国民运动，主导话语空间，试图将它变成政治权力。
        但研究系知识分子并不能解决权力构成与政治势力化问题，最终也未能形成政治权力，难以对应以政治激进化为特色的国民革命。因而随着革命进行，他们丧失了主导作用，文化权力也难免涣散。但是他们重视社会理性并追求国民的理性觉醒与自治秩序的态度，含有转向批判国家权力统治正当性根据的社会理性的可能性。如果不否认社会理性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意义，探讨研究系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地位及作用仍有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