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系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构成
        梁启超归国以后立即提倡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结合，着手整备，扩充他的文化活动的基础。首先他使蒋方震改编《改造》，并整顿中国公学。《改造》不同于注重介绍理论的《解放与改造》，而以“新思潮研究”、“废兵问题”、“自治问题”、“联邦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为题刊行特辑论文，主导知识界观注时事问题的广泛讨论，并具体提出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国家建设理论。
        梁启超依靠王敬芳的财政支持，着手整顿由于董事会的解体而陷入困境的中国公学。1920年9月，依梁启超的嘱托，张东荪任教务长，在蒋百里的协助下主持改造。（注：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第105-115页。）梁启超与他们想将中国公学办成与北京大学、东南大学鼎足而立的第一流大学和文化运动的基地。其目标不仅在于培养“具有职业技能的人才”，还在于培养具有学术研究及社会改造能力的“文化人才”。（注：《中国公学改造宣言》，《时事新报》1921年8月13日。）蒋方震在开学典礼中阐明他们对于改造公学的看法，“真正的德模克拉西必建筑於乡村等小组织，小组织之中心必在学校”。（注：《中国公学改良后开学记》，《时事新报》1921年9月14日。）张东荪主张应当以“一团之人格为中心”，发挥团体的精神。“此团不限于吾辈固有之分子，但求志趣相同者足矣。”（注：张东荪：《复百里书》（1920年10月），《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他们力求办教育具体形成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市民。
        公学接办后，除原有教员外又聘请国内优秀教员，特别招聘一些与银行界有关的人物如徐新六（兴业银行协理）、胡盟嘉（交通银行副理）、瞿季刚（懋业银行副总裁）、潘学案（友邦保险公司经理）、徐广德（会计士）、杨端六（商务印书馆会计主任）等，这与当时在上海银行界影响力很大的张嘉璈有关。他们与当时成长起来的上海资本家有所区别。但更重要的是，该校成为一批志趣相同的知识分子结集处。包括刘南陔、高践四、吴经雄、俞颂华、朱进之、王效文（以上大学部）、叶圣陶、柳延陵、朱自清、常乃德、吴有训、陈兼善（以上中学部）等人。这些人物成为研究系知识分子推进文化运动的主要后盾。
        该校虽然有经费不足与两次学潮引起的不少困难，但仍逐步发展起来。1923年将专门商科升为大学，并添设文理法政学等数科及研究院。1925-1926年间，他们想将该校办成为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增筑校舍，扩大图书馆。学校刊行《中国学刊》、《商学周刊》等刊物，提高学术水准，并聘请马寅初、胡适等人来校讲演，奖励学生活动。梁启超以此确保由《时事新报》、《晨报》以及1923年张君劢筹办的国立自治学院结合起来的文化据点。该校财政来源除了王敬芳的福中公司拨给的资金以外并无固定基金，主要依靠梁启超与政府交涉获得政府公债利息为补助，同时发起私人募捐。但因所得资金不支经常费用，在建筑图书馆的四处交涉中，过分依赖从前与梁启超有关的人物与势力。
        这种关系在梁启超主倡的“共学社”与“讲学社”里更为明显。共学社与讲学社是梁启超开展文化运动最卓越的成果。其原因在于梁将以新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新学术权威与从前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权力，按照他的国家建设构想成功地结合起来。组织共学社与讲学社的目的在于通过有系统的策划翻译外国重要著作，普及西方思想，聘请国外著名学者来华讲演，振兴国内思想运动，这是新文化运动中统一的文化运动论。共学社宗旨是“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这也反映梁氏政治与文化不可分离的思想原则。（注：梁启超：《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改造》第3卷第1期。）
        共学社是个纯粹民间学术机构，其发起人与评议员均从侧面证实了梁启超的文化权势。这些发起人包括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张謇、胡汝麟、张元济、张嘉璈、丁文江、梁善济等。该会通过梁启超的社会关系，利用他们的社会名望和经济支援开展工作。徐新六、梁维新、吴统续、叶景莘、舒新城等人作为评议员参与翻译事业。（注：对于社员的要求只有一条，即翻译5万字以上。）他们与商务印书馆协定出版译稿。张东荪与张元济等人选定译书及译者，（注：《与张东荪书》（1920年4月），《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04页。）翻译书籍限定于科学、历史、哲学、经济、社会等方面，并不涉及法律方面。当时出版了梁启超的《现代思潮之渊源》、蓝公武的《现代思想史》、蒋方震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与《法国近代文艺思想史》、易家钺的《家庭问题》、杨志伊的《社会运动史》等书，均与思想启蒙运动及“文艺复兴”有关。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与他在《改造》杂志中的认识态度，互相吻合。该社想让俞颂华（Ward应用社会学）、刘秉麟（Marashall，分配论）、周佛海（克鲁泡特金，互助论）、朱进之（平民银行）等人介绍西欧社会学，由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沈雁冰等参加翻译俄罗斯文学。由于张东荪的作用，有关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图书越来越多。
        讲学会为了弥补共学社的不足，依靠教育部的支援与一些募捐金聘请外国著名学者来华讲学，杜威便是典型之例。该会董事会包括研究系的政治社会名流，如梁启超、汪大燮、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范源濂、王敬芳、张伯岑、严修、张謇、张元济、黄炎培、郭秉文、胡汝麟、林长民等共20余人。其基本计划是以每年董事会基金中2000元招请西方学者一人来华讲演。（注：《致东荪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1920年9月5日，第919-20页。）招请对象除已经来华一年的杜威以外，还有罗素（1920-21）、杜里舒（1922-23）、泰戈尔（1923）等。当时杜威与罗素在中国知识界颇受欢迎，特别是被称为西方孔子（注：杨端六：《罗素先生来华感言》，《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期，1921年7月10日。）的罗素，给张东荪与留学英国且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完成自己的国家建设理论启发最多。由此可见，他们依靠的权力基础是建立在从前社会权力与新的学术权力的结合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