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于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更由于当权的国民党害怕和阻挠可能危及自身利益的政治改革,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建政不得不在边区和根据地进行。尽管这些地方受国民政府管辖,但它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与国统区迥然不同。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实验场,是向新中国迈进的前进基地。 民主建政首先是从陕甘宁边区改制开始的。还是在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为尽快促成国共合作,迅速完成抗战准备,就已正式宣布将原来在陕北的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158页。)在与国民党多次谈判的基础上,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边区改制正式实现,民主选举也在全边区随即启动。边区改制的实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一个新阶段,对此毛泽东指出:今后边区政府将“在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边区的民主又将“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的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注:毛泽东:《关于八路军应积极参加特区大会选举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第392页。) 在全国抗战路线的指导下,经过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争,一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华中等地相继建立起来。在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过程中,对原有旧政权进行民主改造的任务也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撰文指出:当日寇被赶跑之后,在这些区域中,有的还存在着原来的政府,这些政府或者继续抗日,或者准备投降转变为汉奸政府;有的原政府人员逃走,汉奸们准备建立维持会等。因此“我们的方针是:要在这些区域中建立人民的抗日政权。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为了在这些区域中建立真正有工作能力的、有群众基础的抗日政府来领导战争,原来的政治机构必须实行民主的改造”。(注:《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刘少奇选集》上卷,第88页。)这样,当新的根据地在华北、华中相继建立后,这些新建的根据地也就同陕甘宁边区一样,迅速展开了民主政治的建设,从而使新民主主义的实验区得到扩大。 民主政治的建设,关键是要体现“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实行选举制度。通过选举组成民意机关,通过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只有这样,“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7页。)因此,开展群众性的选举运动,成为根据地民主建政的一个基础性环节。 由于历史条件、军事环境等等的差别,各根据地在民主建政的过程中,开展选举运动的具体情形不尽相同。其中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搞得最早,取得的成绩也最大。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选举,一次在1937年下半年,一次在1941年。第一次大选结合边区的改制进行,通过选举产生了自乡、区、县至边区的各级民意机构即议会(1938年改称参议会)。第二次选举是在前一次选举基础上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的改选,通过这次改选,进一步健全了边区的民主制度。在处于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中,选举运动开展得最好的,则要数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晋察冀于1940年所进行的民主普选运动当时被称为敌后根据地人民的一次“空前壮举”,是继陕甘宁边区之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注:《新中华报》,1940年11月10日。)此外,其他敌后根据地如晋冀鲁豫根据地、晋绥根据地、山东根据地以及华中、华南的抗日根据地也都分别进行了各级政权的民主选举,其选举的规模和普及面虽不及前述两地,但都由此对原有的各级政府进行了改造,使民主政治在这些地方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和实施。 选举作为一种体现民主的方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得到普遍的实行。但选举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中国共产党当然可以采用。不过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开展的选举,从性质上讲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明显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受到种种限制主要是财产的限制,选举往往成为有产阶级的特权;而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则是一种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3页。)因此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更能保证最广大人民真正享有民主的权利,使民主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 由于实行了普遍的无差别的民主选举,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焕发出极大的参政热情,选举成为人民的自觉行动。比如陕甘宁边区的两次大选中,80%的选民参加了选举,绥德、清涧、延川等到地达到95%,最差的也在50%以上。晋察冀边区的三级选举,平均参选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2%,中心区的阜平、平山达98%,有的村、区达到100%。就是在游击区,参加选举的人数一般也在70%以上。据当时的报道,“在许多游击区里,距离敌人仅有二、三里的地方,因为白天不能开会,他们秘密的在夜间开会;许多地方的妇女,因为选举村长,她们情愿抱着孩子跑五、六里的路程,赶到约定开会的地点去”。(注:《新中华报》,1939年11月17日。)这些现象表面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实际上,当真正把民主的权利授给群众,当政治跟群众自身的利害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便是必然出现的事实。因为在群众看来,“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决不放弃!”(注: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2页。)中国的老百姓长期处于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极少有享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其文化程度极为低下。这当然会给他们正常行使民主权利带来一些困难,但这些“技术上”的困难没能成为推行民主的根本障碍。中共著名记者李普曾经撰文指出:“民主问题的根本问题是人民有无真正的自由,如果真正享有,那么技术上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如果我们不能大胆地信任人民大众在自由环境中的创造能力,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技术问题的顾虑,那么我们就只好走那条所谓从教育着手的永远走不完的老路。那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注:李普:《我们的民主传统--抗日时期解放区政治生活风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159页。)事实正是这样。在选举运动中,正是群众自己创造了适合于他们自己的选举方式,为在根据地开展民主选举摸索出了经验。比如在投票时,识字多的人采用写票法,识字不多或不识字的人采用画圈、画杠、画点或投豆、燃香点洞等方法,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一些地广人稀难于集中的地区,则采取分散投票的办法,票箱设至行政村甚至自然村,并设流动箱,由选民委员会成员背箱挨门串户送票收票。 也有一些人以所谓老百姓政治程度不高为由,认为他们不配行使民主权利。这种观点用林伯渠的话说,不过是少数掌权者企图“把持政权、自私自利”制造出来的一种借口,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注:《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2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选举的事实也有力地驳斥了这种偏见。比如在陕甘宁的蟠龙区第一、三、五乡的选举中,原来的乡长因为过去工作开展得不够好而落选;候选名单中一些人因平时工作不积极也未被选上。这说明老百姓具有自己独立的政治判断力。在安塞的一个乡里,曾有一个坏分子为了当上乡长,在选举前请许多选民吃酒以为拉拢,但在正式选举中仍然落选。延川的一个乡里有一个坏分子曾对选民说,谁选举他就给谁钱,结果在选举大会上被选民一致决议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又说明老百姓的政治觉悟并不低。当然群众的政治程度确有提高的必要,但这种提高不能以停止民主为代价。相反,它只有在民主政治的亲身实践中才能达到。离开民主的实践,失去实际参政的机会,老百姓的政治程度不仅不能提高,而且连对政治的起码兴趣也会丧失掉。 总之,根据地选举运动的开展,不仅以广大人民积极投身于民主选举运动的热情证明了他们迫切需要民主,也证明了他们有能力运用民主。正如邓小平当时所说的:“民众是最善于选择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的,所以由人民选举行政长官,是物色这些抗日分子的最好方式。”(注:邓小平:《在敌后方的两个战线》,《解放》第72期,1939年5月30日。)一位民盟人士在考察根据地选举之后也说:民众在行使民主的过程中所运用的种种“选举方法,和可以发挥自主能力的各种事实,是给借口民众不识字、程度太低即不可能实行民主者以最有力的打击”。(注:转引自《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50页。) 抗战时期党在根据地开展的选举运动,就其发展情况来看并不是十分完善的。比如在根据地与根据地之间,同一根据地的中心区与边缘地区之间,运动的发展就不平衡。由于受战争环境的严重制约,处于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的选举计划和进程常常被迫改变或打乱。此外有关选举的宣传、发动、教育工作在一些地方做得不是很充分,也影响到民众民主精神的充分发挥。但是尽管如此,根据地开展的民主选举运动仍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进一步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而且变动了农村社会的政治秩序,推动了革命的实际进程。这种变动的前景是不可限量的。如同当时一位美国在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所意识到的那样,现在人民既然已经开始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真正获得“为之而战斗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将继续为此而战斗--向着企图从根本上灭绝中国的日本人,向着“任何限制或者剥夺他们新近得到的东西的政府”。“正如日本人不能打败这些民众的力量一样,国民党也不可能将这些力量打败”。(注:〔瑞典〕达格芬·嘉图:《走向革命》(中译本)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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