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造访延安。其间在与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中黄炎培谈起自己的感想，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言下之意：你们找到这条新路了吗？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注：黄炎培：《延安归来》，国讯书店1945年7月版。又见《毛泽东年谱》中卷，第609页。）
        是的，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真诚努力，已经基本找到了民主这条能够跳出“周期率”的新路。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区域里，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利益的高度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对民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努力付诸实践。它充分相信人民的觉悟和智慧，把普选引入根据地，使人民第一次有了自由选择自己的“公仆”的权利；它们“三三制”的政治原则组建民意机构和政权机构，破除了一党一阶级对权力的垄断，使根据地政权具有了相当的民主性；它以民主的原则指导政府的建设和施政，使根据地各级政府真正成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勤政廉政的政府；等等。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这些民主政治建设，造就了一批模范的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向民主新中国迈进的新的战略起点，这将使中国真正彻底地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民主，尤其是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民主，从来就是具体的。民主并没有某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如欧美有欧美的民主，苏联有苏联的民主。然而中国革命所要实现的民主，既不是欧美式的民主，也不是苏联式的民主，而是与此均有区别的新式民主，即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体现在国家政权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不愿意对所掌握的国家政权进行民主化的改造，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无法建立起来，但是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则得到了相当的实现。一些人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了，毛泽东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说：“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5页。）
        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建政，实现了新民主主义，从而根本改变了根据地的社会性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这并不表明党建立民主政治的任务已经实现了。严格说来，党在民主的征途上还只是走了小小的一步。这不仅表现在“除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外，大部分地区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还未着手”（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6页。）；而且即使在根据地，民主政治在许多方面也非常不够。比如党委与政权系统的关系缺乏明确的规定，以至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党政不分或党对政府的“代替”、“包办”现象；又如，老百姓“虽然受了民主的洗礼，但民主的文化，一般尚未提高，反抗非民主的官僚主义的认识与能力还没有应有的养成，而某些工作人员，同样未受过民主训练，容易反映旧社会的封建残余和官僚残余”（注：《再论边区民主政治的实际》，《谢觉哉文集》第356页。）；还有，“政治上的民主，尚未能和经济上、文化上各方面的民主，发生活泼的联系与融合。人居大众的活力，尚未能完全经过政治的民主，使之更加发扬起来”。（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62页。）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面前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建设民主政治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民主是一个政治的范畴，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主的实现程度总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一定的民主总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相适应。根据地的民主建政是在抗日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任何关于民主的安排都必须服从抗日实际的需要，脱离抗日实际的那种建立在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是不会受到重视的。1943年6月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一封信中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对方的一次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这些都是“不妥”的。（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45页。）也是针对彭德怀关于“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不同意见说：“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他认为“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91-492页。）从这些情况看来，既然现实的环境是艰苦的抗日，在此环境中的民主就无法建立在充分的民主启蒙的基础上而无可避免地留下应付环境的烙印；同时既然根据地的所有民主建政都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旨来进行，而党的领导地位又受到如此特别的强调，那么在民主的运作程序还缺乏必要规范的情况下，如何恰当处理党政关系的问题，也就仍然还是一个有待研究和解决的课题。由此看来，战时民主建设中存在诸多不足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也还应该指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特质经济基础之上的。多少年以来，人民一直处于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经济发展水平极端低下；即使根据地建立之后人民得到了经济上的翻身，小农经济得到发展，但也仍然是一种低水平的自然经济。高度的民主政治必须以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基础，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只会无情地侵蚀民主之舟。对此当时共产党人倒是认识到了。毛泽东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41页。）道理虽然讲得比较充分，但要真正做到把农业基础转变为工业基础，在抗战时期是不可能的，在此后一个短时期内也是不可能的。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战时的民主不可能达到理想的高度。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哪一项重大的革命性变革不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就能够实现的。西方国家经过了几百年才建立起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而在中国的抗战时期，民主政治的建设不过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战时民主建政的成就是相当辉煌的。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事业，它不仅要把新民主主义从地方推向中央推向全国，而且要在新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从而实现民主的历史性跨越。既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民主的征程，那么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它都会沿着既定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历史证明了也将继续证明这一点。